我听的讲座，说起来，真不少。但是，我这个人，有点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来一趟不容易，既然来了，总想向这些出活的先生请教。有时候，还真能闻一两个出活的问题。北大的学生还有点意思，哪怕你问问题，问得尖锐，讲座结束之后，会向你问好。我觉得北大还是有点自由的风气。但是接下来，好玩的一幕便上演了。
一位同学，上来就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先生，您的问题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敢问先生贵姓？”“免贵谢志浩”“你是博士？”“非也”“您是硕士？”“非也”，紧握着的手松开了，面容尴尬，消失在滚滚红尘中。
这就是现在北京大学非常的可爱之处。
另外一次，是在离开北京大学之后，参加陈平原先生主持的“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的学术讨论会。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的沈冬教授，报告“音乐双城记：台湾与上海”，讲述台湾被日本占领期间的音乐传播的故事。在报告中，沈冬教授常用台湾和中国来表示。引起坐在台下的一位北大女生的不满。在自由提问阶段，这位北大女生站起来：请问沈教授，您为什么不用台湾和大陆来表示？沈教授解释：那个时候，“大陆这个词是有特指的，他指的不是现在的大陆，而是当时的日本。”这位女生似有所悟。
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真是有一些自由的气息，但是，由于信息员制度的实施，许多坚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老师，不得不离开未名湖，比如袁红兵先生、王天成先生。袁先生不得不离开北大来到贵州大学，而迎接王天成先生的，是几年的牢狱之灾。周叶中的弟子抄袭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王天成先生。剩下的能够在北京大学讲课的先生，比方说孔庆东先生，在讲选修课的时候，直截了当指出：有些同学很不容易，我也知道，你把我的情况汇报给上面，上面会给你好处，比如说入党啊，提干啊，分配啊。你也是迫不得已啊。
但是，北京大学毕竟是北京大学，还是残存了一点自由的气场，就是这位孔庆东先生，因为讲得太好了，别看长得非常有趣，但是成为北大女生崇拜的老师，被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
在北京大学以外的社区，自由的气场，可以说非常稀薄，我所在的石家庄市，像我这样一种人，真是货真价实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还可以得到一点照顾，而我这样的少数民族，得到的“关照”，是非常丰厚的。
在中国，还有一种任务，每一所大学成为一个自由的社区。
但是，在石家庄，首先是增加一点自由的气场。
（2006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九）
傍晚传来一个悲伤的消息，今天中午，当代毕升、北大的王选老师去世了，似乎还不到70岁啊。我昨天的读书日记里恰好写到了王选老师，就贴在这里，表示一个后辈的悼念吧。
2006年2月12日星期日农历丙戌年正月十五
今日重读了2004年10月号《创作评谭》上博枚的《侦探小说论》，是个复旦的博士后，写得不错。
2005年第6期《当代文坛》上川大冯宪光的《人民文学论》论题很有意义。刘进的《知识分子何为？》是谈曹征路的著名小说《那儿》的，角度很好。小说本来的名字应该是“英特纳雄耐尔”，但是那么无产阶级的名字是不能发表的，只好改为暗示性的“那儿”。文章结尾表达了对于“英特纳雄耐尔“必将实现的乐观信念。曾洪伟的《手机短信：中国现代小诗发展新机遇》则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
2006年第2期《百年潮》发表了我的《陈独秀在1921》的修订版。第一篇文章是彭佩云的《也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基本上坚持党中央的观点，看来关于文革问题的大辩论大研究已经悄悄开始了。
王选院士的《我的人生抉择》很好，中国从50年代发展计算机事业，到文革期间更加迅猛发展，1975年照排系统取得重大突破，获得欧洲专利，1979年《光明日报》报道了激光排版研制成功，当时王选的职称不过是个助教。80年代，捷报频传，中国各大报社都卖掉了铅字。可是随后刮起的理论风和出国风，使得研究不景气了。大家都要评职称了，要出国了，要赚钱了，要泡妞了。王选把事业交给了年轻人。我们现在都享受着从50年代开始发奋图强的那一代人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元宵节的短信铺天盖地，马上情人节的也来了，汉字的手机短信之所以这么发达，是多少人的多少个不眠之夜换来的，我们拿什么报答他们呢？中国只有一个王选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为王选们的来临准备了什么呢？呜呼！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孔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