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
很对不起，我刚才骂了你的学生。
一个自称你的研究生的女学生昨晚电话向我请教武侠小说问题，说是写论文用。我对那个问题不大了解，约她今晚七八点钟再打给我。今天上午我特意看书，准备了一下那个问题。晚上我有个聚会，她不到7点就打电话问我，我说等我回家你再问好不好？她追问几点，我说你9点钟再打给我。我聚会完匆忙赶回家，要办许多事情。而那位同学从8点半开始连续打了四次电话，我都没有接。她的电话是6418××××。又打了两次我的手机，最后8点57分，她又打来电话，我十分生气，拿起电话训斥她不懂礼貌，不守时间，她居然口气强硬地说她的表已经9点了，语气好像我欠她的。我气愤地放下了电话。过了一会，她又打电话来辩解说，她的表确实是那样的，可能快了几分钟。话里的意思似乎说我的表可能慢了几分钟。我指出不对，你从8点半开始打来5次电话了。她随口撒谎，说“不会吧，我没有啊。”我说要不要给你看我的“来电显示”记录？你这不是道歉，而是辩解，客观上是要显得我错怪你了，似乎我没有肚量。我就是没有肚量，从来不会巴结学生，从来不认为学生都是好东西。我斥责她：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怎么如此不懂做人？你连《送东阳马生序》都没读过吗？不懂得怎么请教问题？老师生来是欠你们的为你们打工的吗？为了自己的一个小问题，随便拿别人的时间不当时间。自己错了，却如此强词夺理，半点真诚也没有。我说得很生气，而那学生十分镇定，一副玩世不恭的口吻，用朗诵课文的声音说：“我很真诚啊，真的太不对了……您怎么这样啊？我真的没法说……我就是很真诚的……”我说你这不是检讨，而是对我的声讨，一句具体的自我批评都没有，很像一个成熟的记者在骗人，不像学生。请你不要跟我联系了。
师兄，很对不起，我当时非常生气。我可以喜欢笨学生、淘气学生甚至反动学生，但一向不能原谅人品不好的学生，也可能对现在北大清华的学生尤其失望的情绪混杂在里边了。我这两年接触了一些你们清华的研究生，感觉非常坏，自私自利得出乎我的意料，比本科生精明势利外加流氓无赖得多了。90年代的教育现在终于结出了硕果，你说教给他们学问有什么用？咱们的老师多不愿意带研究生了，我看咱们也快了吧。
不过放下电话，想到这是你的学生，我不禁感到有些对不起你。而且我本来是很乐意跟她探讨那个问题的，准备答复她的材料现在还摆在电话旁。我在“疾恶如仇”方面可能火暴脾气不亚于老兄你，而且也不打算修炼好了。我自己的学生如果迟到，我都是严肃批评的，要求他们做人要从尊重他人的时间开始。可能我的要求超出了现在学生的“人格底线”啦。请兄多多见谅。小弟这厢赔罪了。
顺祝元宵节愉快！
庆东敬上
《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11期继续为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发表了一组文章。
俄罗斯著名学者格奥尔基的《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的贡献》一文，强调了恩格斯的一个重要思想：恰恰在各门科学的接触点上“可望取得最大的成果”。今天那些闭门造车的所谓学者们之所以没有什么真的成果，从个人方面看，与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法论是有关的。恩格斯在1893年给大学生的信中，还创立了一个重要概念：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派出自己的优秀子弟去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从而给最广大的人群带来福祉。今天很多知识分子和所谓“白领”，吃了几天饱饭，就忘记了自己仍然属于被剥削被压榨的“无产阶级”，企图单凭个人奋斗混入“上流社会”，他们的结果，老舍的《骆驼祥子》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并对过分看重经济因素的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他和马克思都把社会主义运动看作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其最高目标“是为每一个人和全社会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苏联的领导人僵化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动不动就宣布已经进入了天堂，结果陷进了崩溃的地狱。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走了不少的弯路。
法国德洛奈的《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一文谈到法国5％的经济活动是受美国控制的。对于资本家来说，“国家”观念是不存在的，哪里能剥削，资本就流动到哪里；哪里的“招商引资”条件好，就去哪里。90年代以来，全球的劳动者受剥削的程度加强了，劳动条件恶化了，西门子公司在匈牙利以裁员和迁址相威胁，迫使雇员接受每周劳动时间由35小时延长到40小时。大量贫困人口处于被“超剥削”状态。作者认为由美国统治的世界是“危险的”，并对中国的发展寄予希望。但我看作者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很不够，中国的无产阶级连自我的“阶级意识”都被剥夺和清洗掉了，几千万下岗工人正忙着跟几亿农民工抢饭吃，超女明星正唱着自己也不明白内容的歌曲鼓励全国的青少年都成为快乐的二百五。作者的希望未免过于法兰西式的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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