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平等的思想，首先因为她是女性。北方少数民族无一般汉族歧视妇女之伟大历史传统，鲜卑北魏更是几代母后掌握大权，以至于造成北魏道武帝拓跋圭以“子贵母死”这种前所未有的残酷方式，来与自己的母系争权（见田余庆《拓跋史探》）。拓跋圭被逼得山穷水尽，竟出此下策，也可见鲜卑女人大大地厉害。而唐初母系多鲜卑贵族，故尚有此“女强人”之流风余韵，这也是武则天能够上台的特殊历史条件之一。
（明人绘武则天像）
武则天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人物，而争论之焦点，则集中于她所发动的政治上的最大革命——这当然就是开“文辞进士科”。郭沫若先生等认为此举非常了得，从此以后，天下读书人（特别是文人）均可以“文辞进士科”出人头地，即所谓布衣入卿相；而且从制度革命角度来讲，武则天发动的这一社会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千年以降的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度，更变“死制度”为“活制度”，为下层人可以进入社会上层开启了大门，也为社会各阶级的良性互动，制造了条件，唐时著名的贤相宋璟，诗人孟郊皆是拜进士科所赐。这种基于社会平等的制度构想能在武则天手中完成，不但是由于武则天本人出身不属于贵族集团（包括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而且更是由于她受“人人皆可成佛”的大乘思想影响，而此思想，甚至比近世之男女平等的“女权思想”，更高一筹。
（颜真卿题宋璟碑、明清进士题名碑）
但对于武则天的这一重大政治革命，史学界也向来有更为强烈、尖锐的否定意见。陈寅恪先生即认为：武则天此举自私自利，缺乏远见，完全出于个人政治目的。她不属于关陇贵族集团，而要想站住脚，就必须通过开文辞进士科来扶植新阶级，与原来的胡汉混合的关陇贵族集团抗衡。而正是武则天的别出心裁，开文辞进士科，结果才造成唐代开国之基石——关陇贵族集团瓦解；换句话说，武则天尽管不重男轻女，但却重文轻武，重汉轻胡，重视提拔年青知识分子而不照顾老干部，从而造成严重社会对立，实际上更为要不得。武则天后，原来为关陇兵府制度所凝聚起来的文武合一、胡汉合一体制重新破裂，尤其集中地体现在河北六镇军事集团与洛阳文士集团的对抗，即所谓初唐之胡人军队老干部子女，与武则天提拔的汉族知识分子年轻干部尖锐对立。此南北发展之严重不协调的结果就是玄宗朝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故与其说唐之衰败，是因安史之乱之六镇造反，不如说是由于武则天的政治革命分裂社会，种下了恶果所致。
但无论赞成武则天如郭沫若，还是贬斥她如陈寅恪，武则天的政治革命――开文辞进士科，的确一举摧毁了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一点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贵族集团，因为出了武则天这个媳妇而崩溃，竟然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贵族集团。武则天之后，进士科举却被延续下来，修修补补，从此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立国基石。这个意义上，武则天确实为中国历史划定了一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将自己塑造成了卢舍那的女人，以她的智慧与胆略，结束了惊心动魄、金戈铁马的中古时代。因此，对波澜壮阔之中古时代而言，武则天真所谓“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女人”（Theendofhistoryandalast′wenman′）。
（武后行从图）
武则天之后，佛教也逐渐结束了它在华夏最为轰轰烈烈的时代，并日益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走向衰落。这里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因为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佛教，逐步丧失了其内含的平等诉求和革命精神有关。
如上文所述：佛教僧侣集团，其实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准军事性的贵族集团进入中国社会的。尽管它的确抱有“众生平等”的信念，而且的确也在中古时代为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统治力量——皇权、士族门阀贵族、外族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博弈达到均衡，制造了历史条件，但是，这样的权力均衡，却仅仅是统治阶级互相之间的权力均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重新洗牌而已。像基督教一样，佛教倡导的也是精神世界的平等，而不是世俗世界的平等。佛教的僧侣集团当然不可能、也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将权力均衡和平等的思想，扩展到统治阶级和重大利益集团之外的芸芸众生身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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