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每当“红旗卷起农奴戟”，奴隶们打算推翻现存世俗政权，建立平等社会的时候，宗教势力几乎无一例外地宣称，宗教里所崇奉的“天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并告诫芸芸众生不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更有甚者，如同欧洲最具革命精神的宗教改革家路德同是也是主张残酷镇压闵采尔农民起义的最热烈吹鼓手一样，佛教的僧侣集团一如既往地宣扬着“皇权乃受佛陀保佑”的思想。无论西方的上帝还是东方的佛陀，都宁愿忍受统治者之暴政，也不允许暴民揭竿而起。从僧侣阶级发展而来的知识分子，包括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同样也是一个贵族集团。对他们而言，历史就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而人民则是无声的。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自诩门第高贵纯正的余英时教授，就难免将魏晋时代高门士族结局的挽歌，唱成了高歌猛进的进行曲：“而魏晋南北朝则尤可视为家族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尔！”但如此描述一个士族门阀崩溃的时代，却不仅仅是田余庆先生所谓“大可斟酌”，而是由一唱三叹，到一捶而鼓破。因为这些知识者皓首穷经所探求的，无非是历史上的各路统治阶级之间，如何才能达成权力的均衡与和谐；所谓“天理”也无非只是在统治阶级之间击鼓传花，仿佛只要统治阶级之间达成了权力的均衡和妥协，则会从此天下太平。此王国维所谓以“天命”代替“革命”说之由来——“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对他们来说，一个对人民群众来说最好的制度，无非就是统治阶级之间、利益集团之间权力均衡分配的制度：“盖惧夫名之可籍而争之易生，其弊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
他们所谓博大精深的研究，无不将目光投向历史上各路精英阶层、统治集团——从皇权、士族、僧侣，到士大夫、军人集团，无不一一爬梳。在他们看来，这些精英们分赃不均打起来，就会天下大乱；而只要谈好如何分赃了，就会产生一个理想的制度。他们从来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只有在统治精英面对着一个共同的奴隶造反的幽灵时，他们才会内部“不争”，一致对外。对贵族知识分子来说，“天理”无非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和谐之道”，正义也从来没有站在过小民一边。甚至包括陈寅恪、王国维在内的大师们，他们所孜孜以求的“万世太平之道”，说穿了，其实无不着力于此，而他们所津津乐道的遗世独立，说白了，往往就是昔日高门士族地主阶级历史的幻化罢了。
（王国维像，王国维遗书）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在过去的旧文化舞台上，人民却难成主角，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一直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必须颠倒回来。从三皇五帝到现代，也许只有一位湖南农民的儿子，方才透过“一篇读罢头飞雪”的斑斑点点的历史，看到了在各路精英和统治集团之外，有一个无声的力量不断反抗，壮志未酬，而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但数千年来，这个力量却在浩荡的历史叙述中鸦雀无声，隐而不彰。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精英和士大夫关怀的那些空虚缥缈的纲纪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于是，静夜读史，他发出了如此千古浩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蹶留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水深火热，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访尽了名山古刹，拜遍了基督安拉，只有发现了漫长中国历史中隐而不彰的亿万农民阶级之后，才终于找到了扭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根本契机。也只有在这个阶级的支持下，创造新的军事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实现中国文明的复兴，方才有了可能。
什么是“平等”？真正的平等与和谐社会，不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均衡、和谐，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与精英集团之间的平等；是耕者有其田，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能够平等分享以土地产权为标志的社会财富。因此，“推翻三座大山”，“消灭三大差别”，此乃发千古未有之最广大宏愿，生无穷之菩提心。而这就是漫长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历史的奇迹、人间的天国，是对不可能的解放的召唤，是无数过去对无穷未来的祝福。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孔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