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能管个屁。现在的事，谁能管谁？”儿子实在不耐烦了，瞪起眼有点冒火地嚷道：“爹，怎么跟你就说不通呢？这辈子你还没受够？”他一拳捶在小草房的柱子上，震得小草房颤巍巍地晃起来，一屁股在大树墩上坐下来。
儿子叫赵大魁，在离这儿几里地的一个兵工厂里当工段长。胖壮粗圆的身躯，可说是虎背熊腰，才三十多岁，额头上方已油亮亮的开始秃顶，火爆脾气。他是独子。都说他爹人善心好积了德，四十多岁时才得了他这个儿子。独子很少不孝顺父亲的。几年来，他一直劝父亲扔下这草房下山，跟他到厂里享享清福度晚年，可爹就是死心眼。去过一次，住了五天。睡觉不自在，说屋里憋闷；出门不自在，说人多地方窄；吃饭不习惯，说油腻腻的堵心口；呆着不自在，说闲着发慌；走路不自在，说是不如山上的路好走，平飘飘的，脚下踏不实在；电灯好是好，就是太刺眼；自来水方便是方便，可有股药味气，不如山上的水清洌。呆了五天，给房前房后种了两排树，又拖着个破筐把厂里的垃圾堆翻寻了个遍，给家里拾回一堆破烂，气得大魁红了眼，暴跳如雷地全给扔了回去。他看着儿子发火，破烂不出去拾了，在家里呆住了，可却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了，像病了一样昏昏沉沉的，说是憋得胸口疼，喘不上气来。最后，怎么说也不行，还是回山上来了。转眼又是几年，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再没灾没病，一个人住在山上谁能放心？这几天，凤凰岭大队又刮开哄砍森林的风了，父亲驼着个背跑来跑去的拦挡砍伐，拦没拦住，人已经跌倒爬起来地被推推搡搡多少次。过去那些年，因为他念错了语录，被游过街，受过刺激，现在还不时犯精神病。真要出个三长两短怎么办？赵大魁猛叹一口气，扭脸看见站在篱笆外的六岁儿子，正仰头入神地看着树上吱吱喳喳在枝梢跳跃的小鸟，他把自己的火使劲平了下来。
“海海，”他招呼着儿子过来，“快叫爷爷和咱们一起回家去。会说不会说？”这次为了请父亲下山，他特意把儿子带来了。父亲在山上只有一想，那就是他这个独苗孙子。海海看了看父亲，走到闷大爷身旁，双手拉住爷爷拿瓢的胳膊，然后回头眼睛闪闪地望着父亲，用目光请示着。
大魁摆了摆手，让儿子就这么干。
“爷爷，”小海摇起闷大爷的胳膊撒开娇了，“我要你跟我一块回家去嘛。”他使劲地晃着爷爷的胳膊，把瓢里的水弄洒了，“走嘛，爷爷。不要你一个人在山上嘛。你听见没有啊？”
“海海，来，爷爷给你摘点豆角，带回去吃。”闷大爷赶紧哄着小海。对儿子能不理，对孙子就不能不理了。
“我不要嘛，豆角我们那儿也能买到。”
“傻娃娃，山上的东西新鲜，吃了没灾没病。”
“不嘛，我要爷爷跟我走。”
“来，海海，进屋来，爷爷还给你留着吃的呢。”闷大爷驼着背，两手伸在身后，慢慢腾腾地往小草房里走。
吱嘎嘎草房门被拉开的声音，使云雾缭绕的山林更显出清晨的空旷。父亲从1952年就到了山上，盖了这个草房，整整种了三十年树。赵大魁站起来，隔着半人高的篱笆，看了一眼渐渐隐没在雾中的下山小路，叹了口气，跟进了屋。
屋里黑阴阴的，靠墙的木板床上一年四季铺着狗皮褥子。进门迎面贴墙放着一个土改分的有雕花装饰的红漆木橱柜，满是抽屉，还有四扇小门。旁边还摞着几个木箱，大小水缸，脸盆架，圆桌上放着暖壶、马灯、手电、半导体收音机。这些现代货都是大魁给买的。闷大爷拉开一个抽屉，瑟瑟地摸出一盒点心，拉起小海的手，塞给他。大魁一看点心盒上的彩字图案就火了：“爹，这是早半年托人从北京带来的奶油蛋糕，你怎么放到今天还没吃？”
“七老八十了，吃这些怪破费的。我留着给海海吃的。”闷大爷叨叨道。
大魁一把拿过点心盒打开一看，已经受潮长绿霉了。他叭地往地下一扔：“都放坏了，也舍不得吃，你这是图啥啊？”
他一口气把十几个抽屉、四扇门都哐哐当当地拉开了，一看气更大了。红糖、白糖、水果糖、茶叶、猪肉罐头、点心、香皂、新毛巾、袜子、手套、栽绒帽……都原封不动地存在那儿。红糖白糖因为受潮都变成一坨一坨的了。有一个抽屉里整整齐齐排放着他给父亲送来的治气管炎的各种中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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