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以来，与外国交涉等事，统依国际公法，然而琉球藩尚成两属形式，今日若不改革，则将受中国干涉，又将成为异日纠纷之因素。是以我政府思虑及此，在那霸设镇台分营，以保护琉球人民。
大久保利通说，你们现在是两属，你们得改革，否则又要受到中国的干涉。我们思前想后，为了你们的和平稳定、繁荣富强，我们得在那霸设立兵营，保护你们。可是，琉球的池城安规不是三岁小孩，不是你说两句好话就能哄住的，他心里明白得很，琉球虽为中日“两属”，但还是一个自主之国，所以就拒绝了。
大久保利通一看，这个哄不行，直接来硬的吧。
有人说，并没有得到公平、公正解决的“牡丹社事件”，是台湾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关键点，它对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发展、清政府对台湾的管理，尤其是琉球的未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事件发生后，对于琉球王国的命运归属问题，清政府提出了怎样的策略呢？
1875年，也就是在中日《北京专条》签署后第二年，琉球国王接到了一份来自日本大正宫的神秘文件，就是这位大久保利通发的。
一、为对中国朝贡而派遣使节及庆贺清帝即位等惯例，一概废止。
二、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贸易业务概归设在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管辖。
三、从来每当藩王更迭之际，由中国派来官船，受中国册封，著以为例，今后概予废止。
四、今藩王来朝，对政治厘革及兴建的方法，加以研究后决定。
五、琉球与中国今后交涉，概由日本外务省管辖处分。
这份神秘文件让琉球国上上下下非常惊恐不安。这份神秘文件还写了什么呢？它写道：嗣后禁止向中国朝贡、受清朝册封，须奉行明治年号，实行日本礼仪、刑法等。也就是说，日本警告琉球，以后你必须断绝跟中国清朝的一切外交关系，你是我治下的一部分。日本政府专门派了内务大臣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并且以促进改革政治为名，逼迫琉球与中国断绝一切关系，但当即遭到拒绝。不肯善罢甘休的日本政府，马上派兵控制琉球所有要害部门。面对日本的这种强盗行为，琉球君臣进行了坚决抵制。当时，琉球国王尚泰生病了，不过一听到这消息，他立马就精神了，不是好了，而是气的，就是生病了我也得抗议，下面的大臣们也都坚决声称“与中国不可绝及藩政改革不可行”。那个池城安规去找大久保利通，这次会面不是被叫去的，他就跟这个大久说：
琉球藩久荷中国恩谊，今不能无故背弃。天朝若与中国交涉，如得中国承认，则当奉命。
意思就是，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多少年的了，人家对我们是有恩的，我们祖宗十八代都受过的，你突然叫我们绝交这事不合情理，要不你们跟中国谈谈，要是中国同意，我们奉命就是了。结果这大久说不谈。接着，日本拘捕了琉球国王尚泰及其他王室成员并押赴东京，还实施了一项海外护照制度，规定凡是琉球人渡海到中国去，必须请求发日本护照。这样，日本就成功地控制了琉球王国的内政外交，并强制琉球采用日本年号。
不久，日本在琉球又成功地设置了它的警察制度、监察制度。此时的琉球也不愿意自己亡国灭种，所以在监狱中的琉球国王尚泰于1876年10月秘密派遣他的妹夫、担任琉球王国紫巾官的向德宏以及琉球通事林世功、都通事蔡大鼎三人乘坐一条小船，秘密前往北京。我们前面讲到，琉球国要派人出来，得等到冬至，可是这次尚泰派人来中国，并不是冬至，早一天不行的。所以这条小船历经磨难，直到第二年阴历二月二十九日，才来到福建，见到了福建巡抚丁日昌，呈递了琉球国王尚泰在狱中的陈情书，乞求清政府出面与日本交涉。面对这个突发事件，又是这种大事，丁日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左右为难。一方面担心“琉球地瘠民贫，孤悬一岛，本非边塞扼要之地，无捍御边陲之益，有邻邦酿衅之忧”，又认为“若拒之过甚，转恐泰西各国谓我不能庇护属邦，益启群岛以携贰之渐”。也就是认为，琉球远在海外，对我们不是很重要的地方，但要是不帮的话，其他藩属国就会认为我们不保护自己的属国，就会生二心，影响很不好。为难也得处理，你不能不处理。怎么办？丁日昌上报朝廷，建议让新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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