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来华官生所学的课程与国子监所设的大致相同，大多是儒家经典。学习内容由浅及深，先学《小学》以启蒙，次学《近思录》，再正式学习主要课程《四书》、《五经》，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书》、《易》、《礼》、《春秋》以及律令、书、数、御制大浩、性理、习字等科目。每日琉球官生须“早起、沐浴、正衣冠。到讲堂听讲《小学》数条；《小学》完毕，讲《近思录》。饭后讲经数条，监帖。灯下，讲四六、古文各一篇，诗一首，次日背诵。”“听讲之后，各归本位肄习”，然后“逢三日，作诗一首，不拘古律；逢八日作四六一篇，或论序等类一篇。”除了这些课业要求，琉球来华官生与中国学生一样必须参加月考、季考和岁考，考试内容规定要考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或五言律诗一首。清代国子监的教习还注重对琉球来华官生进行人生观、道德观教育以及学习方法的引导。比如在入学教育之际，就要求学生端正入学目的，不能“以取利禄为急务”，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读书要循序渐进，去故求新，专精之至，要辨正伪，“有本原，有次序，有纲领，有要法。”在学行俱优的教习们认真教学下，大部分琉球官生勤学好问，认真刻苦，尊师亲友，不少人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入学的郑孝德牢记教习潘相的教诲，“昼夜刻厉，孜孜问学不怠”，手抄《四书》、《五经》，儒先语，一衷于子朱子，尤玩味《小学》、《近思录》等书，对经书钻研至深，而且写得一手好诗文。同治七年（1868）琉球官生林世功师从教习徐干，在汉诗创作上天分颇高，其诗“详雅有中朝馆阁气象”。在学期间，他与林世忠等人合集教习徐干辑评的《琉球诗课》，时人公认为国子监琉球官生习作的上品，徐干点评：“清丽绵芊”，“气魄沈雄”，“格律高浑气象峥嵘”，常被作为试帖诗的样本。另出版的课余诗作《琉球诗录》，更是被誉为琉球汉诗的精品。
这些琉球来华官生学成归国后，都受到琉球国王的重用。有的聘为国师，为国王世子、世孙讲经论典；有的升任官员，治国安民；有的充当贡使、通事，促进中琉两国的友好往来。他们充分发挥经邦济世之才，为琉球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重要贡献。从明洪武五年（1372）以后，琉球王国一直使用中国的年号，奉行中国正朔［直至清光绪五年（1879），日本强行“废琉置县”为止］。琉球王国的官方文书、外交条约、正史等，都是用汉文写的。
有清一代，琉球一如既往“慕效华风”，来华留学生的陆续回归进一步增强了琉球汉语汉学传播的力量，不少人以传授汉学为己任，如康熙年间的琉球官生蔡文溥回国后，就任于琉球官学的讲解师及训诂师，“以其所学，教久米村及国人，人多化之”，他还为琉球国王的世子、世孙讲《四书》、《诗经》、《纲鉴》及《唐诗》等，并著有《四本堂集》，深得世人的敬重，授为紫金大夫。琉球留学生的教化远布，使琉球“各岛渐通中国字，购蓄中国书籍，有能读《上谕十六条》及能诗者矣。”后来，由于汉语汉学在琉球的普及推广，还出现不少琉球人学汉语的专用教材。现存于世的仅见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五种：《官话问答便语》、《学官话》、《百姓官话》、《广应官话》、《琉球官话集》，编者都是闽人后裔久米村人，其中《广应官话》的作者就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来华留学官生梁允治。从这些课本中可考证，那时大部分汉语根据北方官话，也有不少是南方话甚至闽方言的词语，所以如今琉球方言还保留许多与闽语发音相似的词汇。此外，汉字在当时的琉球上流社会几乎成为通用文字，而且使用中国纪年和公文格式。不只琉球政府与中国朝廷、地方官员的贡表、奏折、咨文都用中文写作，连寺庙、学校、公祠所立的碑铭也用汉字所刻。历史流传下来的琉球史籍、诗文也多用中文书写。
琉球来华留学生不仅促使琉球社会以礼为本、文教大开、文风大振，使儒家思想文化深入人心，成为建国的指导思想和准则，而且在琉球文学艺术史上他们也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不朽篇章。
对于琉球官生在国子监学习期间的情况，清人潘相著有《琉球入学见闻录》，专门对此进行论述。此书中的教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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