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在一个旧式小斗橱里翻寻着，把一个抽屉放到地上，东西倒出来：“爸，这些东西你还留着它占地方干啥，不怕人家说你？”
李向南扭头一看，是两个“文化大革命”中的红袖章，印着“东方红兵团”的黄字，还有农场编号，上面别着许多毛主席像纪念章。
金祥鑫似乎没听见，过了一会儿抬眼瞅了一下，“放在那儿留着吧。”他毫无表情地说道。
“爸，你再不去，柱子就不管啦。”
“好，我去。”金祥鑫站起来，摘下围裙，“李向南，你先坐会儿，我让大小子在路口卖鱼虫呢，我去瞧瞧就来。燕儿，你陪陪叔叔。”金祥鑫说着走了。
“叔叔，你是我爸爸同学？”燕儿大方地瞧着李向南。
“是。”李向南微笑着走到燕儿跟前。
“你比我爸爸精神多了，我爸爸死气沉沉地像个老头。”
“你爸爸把你们这么多孩子带大，真够不容易的。”李向南看着这鲜花似的女孩，眼前却闪过金祥鑫那双粗茧干裂的手。女儿比父亲长得还高。
“谁让他们不计划生育的。”燕儿撅着嘴说道。
李向南看了看她沉默了两秒钟，问：“你长大想干什么？”
“我？想唱歌。当歌唱演员。”燕儿一甩头发骄傲地说。她从枕头下拿出一个砖头式的小录音机，一按键：“您听这歌好听吗？”
“你的录音机？”
“我借的。”
一个带点童音的很甜美的女声唱起了台湾校园歌曲。
“不错。”
“这是我唱的。”燕儿脸一红，自得地、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学歌可不容易了。家里乱糟糟的，一回来就烦。每个星期天都得跑老远去找老师。”
金祥鑫不会回来了。李向南带着复杂的心情和燕儿告辞。他要去顾恒家了。
在路口，五六个人围成的圈里，他看见了金祥鑫。他蹲在那儿头也不抬地用小纱布网勺在盆里轻轻搅和着鱼虫，然后一勺勺舀进买主的瓶或罐里，一边舀一边还叨叨唠唠地招揽着：“这鱼虫是今儿清早才捞来的，都是活的。您不信？这一搅和，不都还动吗？没错。您要一毛钱的？再给您添半勺……”
李向南没有让他看见自己，悄悄走了。
生活就是这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轨迹。豪华的客厅，阴暗的房间；漂亮的领带，黑污的衬衫；欢乐的童年，沉重的中年；衰老的父亲，漂亮的女儿；雄心勃勃的改革家，辛苦麻木的勤杂工……过去和现在充满着对比，人与人之间充满着对比。什么都不是生活的真理，它们的总和才是生活的真理。一个人感触万端，思想冲突千种，但什么思想侧面都不是他行动的逻辑，它们的总和才是他行动的逻辑。
他不知道，当他走了几十步远以后，金祥鑫慢慢放下勺，抬起头呆呆地凝视着他的背影，混浊黯然的眼睛里似乎透露出什么。
清晨，自行车流在她面前的天安门广场浩荡奔涌。一个骑车的年轻人从眼前一晃而过，神态很像一个她熟识的人，她脱口叫了一声，扬起手。那人回过头，疑惑地扫了她一眼，她不好意思地一笑，认错人了。那位骑车人友好地笑了笑，走了，走了一段又回过头远远看看她。黄平平觉得有趣地笑了笑，回家走。
一进胡同口，碰见父亲正在散步。一个中年人骑车而过，放慢速度向他打招呼：“黄老，您遛哪？”黄公愚正在想心事，这时停住步，反应地问道：“是。你干什么去？”等着对方到跟前来停车说话，对方却只是招了一下手，“您遛吧，我不下了。”“啊，啊……”黄公愚不自然地点点头，怏怏地看着骑车人远去的背影。
“爸，您愣什么神呀？”黄平平问。
“呸，”黄公愚收回目光，往地上唾了一口，“势利眼。”
“人家怎么势利眼了？”
“以为我就要退休了，不掌权了，就连车也不下了。”
“人家可能有急事，不下车应酬客套了，现代作风嘛。要不，见一个下一个，还走得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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