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
“完了。”
“再往下说几点。”
李向南想了想：“第四，对政策势必带来的某个方向上的冲击要进行充分估计并制定对策。”
“太抽象，解释一下。”靳一峰眼皮也不抬，似乎仍然在考虑他的事。
“政策都不是完全封闭型的，它总要在某个方向上有所限制，在某个方向上有所开放。而在开放的方向上总要受到冲击。比如对外开放，就要受到西方经济、文化的冲击，这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面；允许城镇集体、个体经营，全民所有制就要受到竞争的冲击；如此等等。如果我们对政策开放方向上将受到的冲击缺乏思想准备和策略准备，必将反应迟缓，付出代价。”
“行了，往下。”
李向南又绷了绷嘴唇。黄平平、靳舒丽、靳舒华都在注视着这场奇异的谈话。“第五，对即将实施的新政策与已有政策体系的关系进行估计。发生某种程度的矛盾、不和谐是必然的，问题是经过怎样的调整走向新的全面协调。”
“嗯，行了。”
“第六，对新政策与现有理论体系的全部关系进行估计。”
“六点了，还有吗？”
“第七，预计一项政策提出后将遇到的反对意见都有哪些。”
“嗯。”
“第八，对政策实施中将出现的几种可能进行估计。”
“嗯。”
“第九，要有最坏的准备：失败了怎么办？”
“好。还有吗？”
“第十，应付各种可能的政策储备要预先建立。”
“完了？”
“完了。”
“为什么一定要凑成十点，这里有没有形式主义？”
“它就是十点。”
靳一峰放下笔，压在纸上，端起茶杯慢慢喝茶，眼睛依然不看李向南：“你研究过历史吗？”
“研究过一点。”
“联系现在有什么观点？”
李向南略想了想：“从几千年的历史中看现在社会中的传统惰性，从一百多年近代史中看现在社会的演变趋势。”
“对中国今后趋势有估计吗？”
“不具体，大致的。”
“对。想具体的估计是不可能的；没大致的估计则是不应该的。”靳一峰站起来，微微伸了一下懒腰，说道：“好，今天就谈到这儿。”
“咱们该走了。”黄平平站起来对李向南说，“靳伯伯该休息了。”
“不，”靳一峰摆了下手，“今天中午一点半钟，有个加拿大《环球邮报》的记者要来找我。鲁贝尔，听说过吧？他的志向是当世界上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要了解最深刻、最实质性的东西。我已经和他谈过一次了。等会儿，李向南，你参加一块儿谈。”
“我？”李向南十分惊讶。
“对，你。”
见面时的寒暄介绍都过去了，大家纷纷在客厅里落座了。
靳一峰指着李向南对外国客人说道：“这位李向南是今天来我这儿做客的。原来是北京去外省插队的知青，现在是古陵县的县委书记。你不是说想真正了解中国的年轻一代吗？我建议你和他多谈谈。我相信会使你满意。这不是我们官方机构特意为你安排的，是你今天偶然碰上的，也算是你的随意抽样吧。”满客厅的人，靳舒丽，靳舒华，黄平平，都笑了。舒凝由于身体不好，和客人见过面后已回房间休息了。
鲁贝尔，加拿大《环球邮报》的年轻记者也笑了。他外貌英俊，神采飞扬，一米八几的个子，偏瘦，眉骨很高，眼窝凹陷。“很高兴见到您。”他看着李向南，用流利的汉语说道。
李向南也笑了笑：“我同样也高兴见到您。我主要是想听听您和靳主任的谈话。”他在公开场合称呼着靳一峰的职务，“这对于我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靳一峰很赏识自己，自己愈加不能忘乎所以。一定要谦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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