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伯伯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可他就没有回国。结果他比爸爸在史学方面的建树要大得多。”范丹林认真地反驳道。
“从个人来讲当然是好，可从……”吴凤珠又要讲她的大道理。
“从对祖国的贡献来讲，也是邓伯伯大。邓伯伯写了那么多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和古文明。这难道不是对中国的巨大贡献？爸爸这几十年除了受批判，干了些什么？就是那本《东西方宗教史对比》嘛。”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吴凤珠生气地叨唠着，“你那全是个人主义观点。”
“那我问你，是邓伯伯对中国贡献大，还是爸爸对中国贡献大？”
“不能这样比。”
“那怎么比？妈妈你说，一个人是白受苦贡献大呢，还是做出实际业绩贡献大？”
“我觉得为祖国受苦是最难的。”
“难有什么用？再说，受苦也不一定算多难的事。妈妈，你不是知道赵氏托孤的典故吗？赵氏托孤是托给了两个忠臣：杵臼和程婴。杵臼问程婴：‘立孤与死，二者孰难？’程婴答曰：‘死易耳，立孤难也。’你看，比起做成事情，死尚且都算容易的，你那个受苦算什么难的？”
“你怎么说开赵氏托孤了。”
“我觉得你的愚忠思想挺顽固的，不知怎么就想到这个典故了。”
“岂有此理……”
“好了，不用争了，”范书鸿摆手打断了妻子不得体的争论，“我觉得丹林的话对：当然是秋白兄的贡献大，他的著作摆在那儿呢。我有什么贡献？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
“那你为什么还不后悔？”吴凤珠不甘示弱。
邓秋白一直有些尴尬地看着吴凤珠与范丹林的争论，这时笑了笑，说道：“范兄，你们一大批回国的人，虽然几十年来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以为，对于中国今天民主进程的出现，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作用微乎其微。”范书鸿摇了摇手，“秋白，我回来并不后悔。你没回来，我认为也没错。都是历史造成的。”
“我当时没有回来，完全因为一个偶然原因。上商店买东西，要了两张旧报纸包装，回来，刚要把报纸揉了扔掉，看见一个标题，评论中国的。我展开随便看了一下，对中国政局是否会长久稳定产生了怀疑。要不是这张旧报纸，第二天我也就动身了。那我可能会和你一样，也许一本小册子都写不出来。”
“如果不是你，而是我看见那张旧报纸，那可能咱俩就正好换换位置了。”范书鸿风趣地笑道，他想活跃气氛。
“那完全可能。我那天本来不准备去买东西了，可临时决定去了，也没准备去那个商店，正好碰上一个熟人，就一边聊一边多走了几步。这才进了那家商店。有时候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就决定了人的一生。”
邓秋白与郁文在中国官方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参观故宫博物院，他们在簇拥中踏进午门，踏进太和门，面对着雄伟辉煌的太和殿和殿前气势非凡的广场站立片刻，感受一下，再踏上太和殿。然后，一间又一间平时封闭着不对普通游人开放的宫与殿的大门在他们面前相继打开，他们在主人殷勤的引导陪同下一一迈进去。他们走到哪儿，门就开到哪儿，畅行无阻。他心中除了涌起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自豪和一个历史学家的兴奋外，更多的是一种享受贵宾待遇的、光荣显赫的优越感……
他们坐着小轿车驰离灯火辉煌的人大会堂，驰往下榻的宾馆，他很舒服地仰靠在坐位上，看着车窗外掠过的长安街灯火，回想着刚才在人大会堂与国家领导人会见的场面，他为自己受到的尊重欢迎感到满足。
“郁文，”他转过头对妻子说，“我真幸运啊，要是三十年前没看到那张旧报纸，我哪有今天？还不是和范书鸿一样住牛棚，受批判，无所作为？真是人生难测啊。”
外面雷电风雨都停了，天又明了些。烤鸭店顾客更多了。桌桌客满。服务员托着托盘旋转着穿梭往来。荷叶饼上来了，鸭架汤也上来了，一片片烤鸭蘸甜面酱，加上葱丝裹卷在一张张小小的荷叶饼里，一桌人边吃饭边饮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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