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正是出成果的年龄。好了，现在可以讲讲你的家庭纠纷了。”
羊士奇低着头扶了扶眼镜。
他原是工厂技术员，妻子是工人，婚后感情不错。妻子不能生育，他们便要了个女孩，现在已五岁。这些年他自学英语，翻译了一些文章、书籍，妻子也引以为荣。前年，他被调到出版社，家也搬到了出版社宿舍，社会交往多了，家庭矛盾便开始。她像变了一个人，每天毫无道理的大发醋劲儿，昏天黑地地跟你闹，现在已是家不成家，工作不能工作。
他站在楼下，和同一个编辑部的一位女同事谈下班路上还未谈完的一篇稿子。妻子在楼上阳台朝下嚷开了：羊士奇，家里的菜还没洗呢。啊，我就来。他连忙应道，和那位女同事抓紧说最后几句话。一个花盆从三层楼摔下来，吧地在身边粉碎，路人全吓呆了。
我们楼上有个二十岁的姑娘，叫姜宁，在家待业，有时来请教我外语。我怕妻子闹，常常匆匆说几句就完了。那天，我到楼下主编家里，又碰上那个姑娘，说了几句话。她不放心，从家里跟来了，正好撞上，当场扇我两个耳光，骂我流氓。姑娘当下哭着跑上楼了。弄得主编一家人脸没处放。难道我们家就是流氓窝？她想了想，冷静了，也觉得不对，道了歉。没过多久，她闹得更不像话。那天，她下午班，一般十一点才回家，可九点钟就悄悄回来了。正好姜宁又来我家问外语。她冲进门来就喊：我就知道你们通奸，我抓住了。左邻右舍全来看。我和小姜衣冠整齐，女儿还没睡，我正在给她洗脚。从此，弄得这姑娘抬不起头来。
为了事业，我想尽办法委屈求全，能在家干的事，就不到外面去做，减少社交，家务也都由我承担，可还不行。我现在简直没办法。
“她是不是有点精神不正常啊？”
别人给我提过，我特意陪她去医院看了一次，大概是有一些。前一段，社里打算提拔我当编辑部主任，她更神经过敏了，跑到社里去闹。说提拔了我，肯定要和她离婚。吓得社里一直也没敢提拔。
“你妻子叫什么名字？”
于粉莲。
陈晓时点点头。这个名字给他一个直观的信息：“你考虑过离婚吗？”
我和她吵过，打过，离婚的气话，我当然说过。可我现在哪敢离婚？她到社里告状，到妇联告状，还到报社告状，哭天抢地，说我有第三者，道德败坏。“保护妇女合法权益”要抓我典型，社里有领导已考虑让我离开出版社，那样，我只好再回厂里，每天由她看守着。
“我问你到底考虑过离婚没有？”
能离，当然离。而且永世不再随便结婚。
星期天，天坛公园，英语世界。喧喧嚷嚷的人群中，他又遇见了黄夏平。两人笑笑，开始用英语会话：你每星期天都来吗？他问。我打算每星期天来。她回答。你今天没穿旗袍？
我不能总穿一件啊。俩人笑了。他和她很谈得来，他感觉；她和他也很谈得来。他们都期待第二次相遇；他们果然相遇了，都很高兴。这又是他感觉到的。他笑着正要往下说，突然叭一个耳光，扇得他眼前一片漆黑，一片漆黑中一片金星，一片金星过去一片粉红，粉红过去是彩虹，彩虹过去是一片模糊。他捂住脸，于粉莲怒气冲冲在迷雾中赫然雕现，高大魁梧，凶神恶煞一般。腥涩涩的，鲜血从嘴角流出来。夏平惊呆了。周围的人也惊呆了。你是哪个单位的？于粉莲板起脸气汹汹地追问夏平：你和我丈夫光天化日下搞什么名堂？他愤怒了：你怎么这样恶语伤人？她却提高嗓门，对着惊愕的人群：他就叫羊士奇。他是环球出版社的，《哲学社会科学译林》的编辑。他有了地位就在家虐待老婆，出来和别的女人乱搞。搞了不知多少个。我现在就是要揭露他。革命的同志们，要对他提高警惕。他气得浑身哆嗦，想扇她，当着这么多人，不敢；想转身走，她还会纠缠黄夏平。他实在克制不住了，跺着脚吼道：你欺人太甚了。他又转头面对大家：我打扰了大家学习，对不起。然后又低头对夏平说：请原谅。让你受这种侮辱。夏平同情地看着他。他泪流满面地走了。
“黄夏平？是不是在首都图书馆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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