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的邻居们也都纷纷道贺。惠奶奶，您可真有福啊，养了这么个出息儿子，孝顺儿子。惠奶奶乐得脸绽开花：谢大伙儿了，真谢谢大伙儿了。她弯下腰左一把右一把，糕点糖果往大人身边的孩子怀里塞着。惠奶奶，您啥时候搬走，预先告我一声，这房子让我了。对方声儿小了。老太太没想到：我能搬哪儿去？哟，您的儿子从美国来看您，这多大国际影响，上级部门还不给您换个宽敞的好房子住？老太太懵懵懂懂觉着是这样：那这房子也得交房管局呀。对方凑上来说话了：那您就别管了，您要走，我预先就把我的柜子箱子搬进来，占上再说，房管局那儿我有办法。惠奶奶不答应也算答应了。可接着又有第二家来说，一个话儿。她为难了：我这是让谁啊？惠奶奶，您当然让我了。您看我一家五口住一间房，不让我让谁？又有第三家、第四家来说这悄悄话，倒让她没了辙啦。又有第五家来了，绰号尤老鼠，刚张嘴，她就说了：我搬不搬八字还没一撇呢。搬，这房子让谁，我也作不了主，好几家都说要了。尤老鼠话早接上了：惠奶奶，我不是要您的房子，我是要您的那。惠奶奶顺他手一看，是门口那间自盖的烂油毡顶的小厨房。您住高楼大厦，这破砖烂木头总不要了吧？到时候我把它拆了，盖盖我的厨房。您门外靠的几块破木板没用了吧？我先抱上去了。
庄韬一踏进金象胡同一号就感到憋闷。太拥挤，太肮脏。这他还能忍受，他什么环境都呆过，但这里的人太没道德情操，太需要净化灵魂，思想教育工作委实在全社会都头等重要。
他是从中学校长办公室回来的，从教育局的会议上回来的，从一个又一个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回来的。台下上千名国家干部在听他讲话，热烈而有秩序地鼓掌；穿军装的在听他讲话，一片绿色；大学生在台下热烈而欢快的掌声；中学生一片密麻麻、闪闪亮的眼睛；小学生上千条红领巾，满礼堂红色。少先队员跑上来了，天真可爱，把红领巾系在他脖上，向他敬礼。他两颊映着红光，和台下孩子们一起鼓掌。
首长们，同志们，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八十年代的中学生们，红领巾们，我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有崇高的理想。人有理想才不同于动物，不同于猪马牛羊。让你当没有理想的人，愿意吗？可能有的年轻人玩世不恭，会说：那有什么不好？这时，我就会又问他一句：让你当猪马牛羊你愿意吗？他说了：我当然不愿意。（台下一片笑声。他感到自己讲话的风趣。）一个人没有理想，和猪马牛羊有什么差别呢？人的理想，第一，要和历史必由之路结合在一起，这样你的理想就有了科学性；第二，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劳苦大众服务，这样你才是崇高的人，有道德的人。
我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平反改正，二十二年中我被批判过几百次，“文革”中被揪斗游街无数次，又被劳改十五年，戴过三十斤的高帽子，吊过五十斤的铁牌子，打断过肩胛骨，打坏过左肾，打掉过四个牙，几天几夜饿肚子，关在死牢里没人管，我喝过自己的尿，吃过自己棉袄里的棉絮，右腿在劳改时被翻倒的马车砸断过。1959年在农村劳动时，和一个农村姑娘结了婚，1967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无期徒刑，妻子又被迫离了婚，真所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今天，经过这样的二十二年，我五十多岁了，还要做个有理想的人。
月光下，两个中学生在黑影憧憧的阳台上说话，一个男一个女。这是西院的北房，大院内惟一的一幢二层楼。楼下住一家，西院五号。楼上两家，六号，七号，原来横贯二层楼的长廊阳台也被花格木条墙一隔为二。男孩是六号的，女孩是七号的。
“宇宙真是大爆炸产生的？”女孩问。
“是。”
“那爆炸前是什么？”
“爆炸前就没这空间。”
“真不可思议。……宇宙年龄多大了？”
“一百亿到二百亿年吧。”
大四合院内，只要一关房门就各管各家，井水不犯河水。你是吃也好，喝也好，吵也好，打也好，搂也好，抱也好，别人听不见看不见就都是自己的事。可一到院里，公共的事了，就有矛盾了。
第一大矛盾是空间的争夺。“软空间”还好说，你家闹架了，开录音机了，声响了，吵了我啦，我也没辙，无形的侵犯，谁也没法说。大老粗了，不怕乱，我喝我的酒，扇我的扇，光脊背上流大汗，念书的，喝墨水的，除了皱皱眉，塞上点耳朵，也只有倒憋气，三班倒睡觉的就得久经锻炼，练出睡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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