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的东西还多呢。白灰呢？抹墙不用白灰哪行？木料呢？梁，檩，椽，檩、椽上要铺的一层木条呢，盖房顶的石棉瓦呢？还有门窗。门窗他都要做像样的。可不能像那些人家，随便一个烂门，破板条钉的，一扇烂窗，塑料布蒙的。他的厨房门，要正正规规，八十厘米宽，一米八高，里外拉手，上边玻璃，下边木板。门上边还要有扇三十厘米高的、上下开的活窗，挂钩一支，风斗似的，通风。窗户也要像样，里外双口，外面双开玻璃扇，里面双开纱窗扇。这都要一点点想办法，难就难在要不花钱多办事上。
他哪有那么多钱？还要养活一个上初中、两个上小学的儿女。
他一次又一次丈量着房前的领地，计划着。房宽四米，加上自己往两边扩占的七十二厘米，一共宽四米七二。长是死的，三米，和邻居们找齐，房门虽不在房中间，可也不在最边儿上，躲开门，在窗下盖厨房，最多只能两米五十宽。厨房面积六七平方米，太小了，不气派。他野心不止这点。干脆把自己整个房前包起来，盖间四米七二宽、三米深的大房。他都要“二四墙”（双砖墙，二十四厘米厚），结实，刨去两面墙，还有四米一二，中间再隔道墙，“一二墙”（单砖墙）就够了，内宽整四米。一半是两米宽的厨房，一半是两米宽的门厅，放上一对沙发，多像样。自己原来的房子套在里面，正儿八经成卧室了。来了客人不用往里让了，他在卧室里藏放什么东西也不怕别人看见了。这一盖，大院里头一号，可这料就还差得多了，简直不敢想了。怕什么？咬咬牙，再攒上两三年。
他早出晚归，跑来跑去，一块砖、一根木条地往家叼东西。有时被建筑工地的人认出来了：你怎么又来了？他便一副苦相乞怜求人。刮风下雨，他淋得像个落水的灰老鼠。他的三角眼这儿瞅瞅那儿瞅瞅，看见没人，就把修路工放在路边的一块两米长的木板夹到了自行车后座上，一溜烟往家骑。拐弯被路边邮筒挂着，摔得鼻青脸肿。掉了两颗门牙，连血带牙吐到地上，抹了一把，回头张望一下有无追兵，又推着车跛着走了几步，一咬牙骑上了。
大院里厕所的墙斜了，快坍塌了，修缮队运来砖修，他上去和人拉话，还热心地送壶开水过去。中午，热炎炎的大院里人们都躲在家里，他一瞅没人，抱上一摞砖就往回走，脚步又急又重，冬冬冬。左右窗户里有没有人瞅他？不知道。院里有人上厕所，停一停。人走了，他也装模作样上厕所，拿着手纸，目不斜视地走进厕所。看看没动静，贼溜溜地再望望，一哈腰抱上十块砖就往回走。一块砖五斤，五十多斤，够沉的。可沉得他舒坦。放下，码在自家的砖垛上，盖上烂草袋，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去第三次。
天黑了，人们都关灯睡了，他还在自家的门前忙碌着。这儿已经堆积如山了。他钻在山里整理着。木板、木条要一捆捆捆好，要不别人会顺手牵羊。砂子多了，原来的砖池盛不下了，要加高一些。水泥，家里的两口大缸满了，想了想，在做饭的棚子下用砖又垒了个池子，垫上防潮的油毡，往里倒。还有各种东西，铁丝啦，瓦啦，破帆布啦，席子啦，盖起房来都有用，都要理好。左邻右舍早早晚晚听他哗啦哗啦地折腾忙乎，下大雨了，他更是东捂西盖。人淋透了，老婆心疼他，为他撑伞，他吼了：我不用你，快回去给孩儿们做饭，他们吃了还要上学呢。
他的背更驼了，光头更尖了，脚步更急更重了，眼睛滴溜溜转更锐利了，有人没人都要东张西望才能走路了。大北京城发生了什么事，他一概不知。他眼前只看见一间大房子，红光灿灿地立着。可有两天在厂里加班没回家，等一回来傻眼了：南房这一家（东院二号）从没备过一块砖，两天之内竟平地起来两间新砖房，玻璃门窗锃亮。
庄韬穿东院，（过那俩夹道可真要命。）过夹院，入西院，和邻居们点头招呼。“庄校长，回来了？”啊，回来了。“庄校长，您成天够忙的。”不忙，不忙，你们更忙。“庄校长，今儿又去哪儿作报告了？”今天去的人民大学。
他永远要和这些劳动人民打成一片。
眼前浮现“她”的形象，一个刚调来的英语女教师，三十七八岁，未婚，课讲得很好，人们却对她评价不一，他决定亲自考察考察她。和她一同外出，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村姑娘向他们伸出手。他看看“她”，摸了摸自己口袋：我没带钱，你有吗？“她”打开钱夹：“我没零的，只有五块的。”好，借我五块。他接过钱，放到小姑娘的脏手中，拍拍她的头：你多大了？从哪儿来？河南？家里遭灾了？不用谢，不用谢。他和“她”又一起往前走。你没有觉得我这样做怪吧？“没有。”你会这样做吗？“不会，不过我能理解。”他心里看明白了：坦率承认自己不会这样做，这很诚实；对别人这样做能理解，表明为人善良，对劳动人民有同情心。好，他决定了，让“她”负责英语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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