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了几次，既不下棋也不打麻将。偶尔在书法堆中和人们聊聊，写几个字。慢慢，人们都知道了他，老干部，东方艺术协会的主席，有身份的人。他便得到了应有的尊敬。因为是老单身，也便有女人来认识他。
她，一个上了年纪的戏曲演员，五十多岁，胖胖的，白白的，见他坐在舞池边，便走过来坐下。谈谈艺术，挺投机。“黄老，您讲得真好。”她由衷地说。“不好，不算好。”他连连谦虚道。晚了，渐渐散场了，他们也常自然而然一起走出礼堂。“您是走着来的？”她关心地问，看着俱乐部门口的人流。“这么近，又不是开会，就不叫单位小车接送了。再说腿脚好好的，走走也是锻炼嘛。”他说。“那我送送您吧。”她说。两个人走了一段，随便谈着，多是她提问题，他讲。
偶尔，她也很随意地问问他家里的情况：“您和这么多子女住在一块儿，倒不寂寞。”
“住在一块儿有好处，也有不好处，互相太干扰。”
“噢……”
“他们有人劝我，把这一院房子换成几套房子，和子女们分开住。”
他站住了，到家门口了，看见夏平也刚从外面回来：“爸爸。”
“这是我的二女儿，夏平。这是黄阿姨。”
她也姓黄，叫黄桂花。
夏平越来越忙。要看的外文书很多，要参加的活动更多：听课，看未经译制的外国电影，外国艺术展览，贸易展览，书籍展览，参加外语学院的一些活动，和欧美留学生接触交朋友。她越来越主动地承担图书馆整理外文资料的工作。时间很紧，却比过去注意打扮了。乱买着吃饭，又要节俭，脸色倒比过去好了。中午，图书馆快下班了，她紧张而快乐地收拾着书籍，与她一起工作的莎莎笑着说：“你今天怎么也哼开流行歌曲了。”她一下停住，才意识到刚才一边摞着书一边在哼歌呢。从未有过。想着，笑了。
她试着翻译了一篇学术文章，想请羊士奇看看。他不是在《哲学社会科学译林》杂志编辑部吗？能发表吗？打电话，编辑部回答：他不在。又打一次，回答：他不在了。多了个“了”。怎么不在了？回答：他已调走了。调哪儿去了？调回原单位去了。原单位是哪儿？电话里没听清楚，是一个工厂。
他怎么了，出事了？电话中灰沉沉的口气让她有这感觉。那次在天坛公园的情景又在眼前浮现出来……
她若有所失地来到天坛公园的“英语世界”。这儿依然熙熙攘攘，松柏浓荫下，是密匝匝的人群和ABCD的声音。看了一遍，细细的，没有他。接连几个星期天都不见他了。周围接连有人与她用英语会话，她一一应对着，最后不再搜寻了，终于设法把他忘了，使自己逐步投入英语会话的兴奋中。她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人群外移动，她礼貌地终止会话，犹豫地穿过人群，来到“世界”之外。一个男人，高高瘦瘦的背影，垂着头在树下踽踽独行，偶尔往“英语世界”看看。那背影的每一线条都很凄凉，像是被人群遗弃了，又止不住想来看看。她迟迟疑疑走到他前面，是羊士奇：蓬头，胡茬很长，眼窝下陷，黯然无神。
“你怎么了？”她听见了自己绵细的声音。
“我……”他沉重地垂下了头，头发很乱地披在前面。
“你回原单位了？”
他慢慢抬起头，呆滞的目光好像在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打电话找过你。”
他又垂下头，手扶着树干。
“那怕什么？你回工厂还可以搞翻译嘛，人没有一帆风顺的。”她希望能安抚这个受伤的人。
他摇了摇头。
每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他只有一个昏天黑地的世界。于粉莲又到出版社哭天喊地，掏出农药要仰脖喝，楼上楼下乌烟瘴气，出版社要炸了，可它不能炸，只好和他羊士奇谈话，只好又请他回原单位。你翻译了什么东西，还可以再送来的——这是最后的安慰之辞。他抱着自己的资料、笔记、书稿回家了。又到工厂上班了，顶着人们窃议的目光。不和任何人说话，像灰色的影子无声无息地移来移去。对女人，绝不抬头看一眼，回家也不说话。做家务，料理女儿，垂着眼皮在于粉莲的目光下干这干那。你怎么不说话？于粉莲瞪着他。他没反应，到厨房里洗碗。你哑了？于粉莲声更高了。他又坐到小板凳上洗衣服。问你呢，怎么不吭气？于粉莲好像又提高了调儿，其实是声小了些。他还是一件件搓着衣服。爸爸，你怎么了？女儿小心地走到他身边贴着他，轻轻摸着他的脸，不时怯惧地看看母亲。他没说什么，擦干双手，用毛巾揩拭着女儿小脸上的细汗。女儿不声不响偎着他，于粉莲站在一旁瞪眼呆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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