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熊国兵是挺魁梧的男人，穿着个小裤衩满脸恐惧地立在那儿，手里拿着一双筷子，地上的电炉正咕嘟嘟煮着鸡蛋挂面。床上紧裹着毛巾被有点哆嗦地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半裸女人。粉红的裙子裤衩挂在椅背上。他老婆不在家？
好一会儿人们才反应过来，有个男人咽了口唾沫说：我们是来查电炉的。
熊国兵立刻活了：“我从今以后再也不用了，我认罚。这个月大院的电费我一个人都出了。”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十元钞票塞过来，没人接。“你们抽烟吗？”他又拿起烟来分散，人们自然都客气地推让。“来来，大伙儿坐。”他搬椅子拉板凳，显出一股圆通世故，人们当然不会坐。有个妇女端起气来，正正经经地说了两句：“以后你别再用电炉了，二十八家一个电表，这理儿你该明白。”“我说过了，永远不用了。再用，我算对不起大伙儿的教育，望大家担待担待。”他拔下插销，端下锅，通红的电炉丝顿时见暗，他提着插销线，把电炉拎起来：“你们没收了吧？……不？那我明儿一早砸碎它，扔在大院门口垃圾堆上。大伙儿明儿眼见为实。”
月光下，西院北房二层楼的阳台上，檐影下，只立着七号的女孩子。她仰头看着天上又快变圆的月亮，断断续续哼着歌。她回头看那边六号家，阳台玻璃门开着，纱门紧闭，半透明的红色窗帘后面有微微移动的人影。她和他约好，今晚在阳台上聊天的。怎么不来？
六号，就是那家一天到晚拖地的上海人。上中学的儿子正在和父母商量事，小妹妹坐在台灯下聚精会神地做着作业。奶奶要从上海来北京住住，但她行动不便，谁去上海接她呢？父亲说道：“瑞瑞倒是放暑假，但是……”“他太小了，自己还照顾不过来呢。”母亲说道。“也是，瑞瑞还太小。要不咱俩谁去吧？”
吉小瑞，为第一次与父母一起共议家事而感到兴奋：“爸爸妈妈，我已经快十六岁了，完全可以胜任，我去吧。”他是男子汉。
“不行。”母亲说，扶了一下眼镜。
“还是我去吧。我正好有一本书稿要送到上海出版社去。”父亲说。
吉小瑞更有劲头了：“爸爸，这件事也交给我吧。”他渴望到社会上闯荡。明天就动身。他忘了今晚阳台上的约会。
庄韬，像所有人一样晨起晚睡，昼劳夜梦。他的许多梦也是不便讲给他人听的，荒唐，没逻辑。人在梦里就变成另一个样了？自己的思想还要继续改造，灵魂还须进一步净化。
人活着要崇高，人要追求道德美。他到处讲。同志们，同学们，如果我们没有美好的道德，就好像赤裸的野人，那怎么行呢？有的年轻人在生活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左右有多少白眼全当看不见。那像话吗？有容貌，有地位，有金钱，有权势，都比不上道德美更宝贵。
他外出开会，正好又是“她”陪同。路过一个路口，一个灰头土脸的农村妇女坐在马路边咳嗽着，一口又一口地吐着痰。真不讲卫生。“她”嫌恶地说着，侧脸而过。是不讲卫生。他也说着，从旁边走过去。但他又站住了。怎么，丢东西了？“她”回头看着他。他犹豫了一下，又走回那个农村妇女面前。你怎么了，为什么坐在这儿？他问，闻到了难闻的馊臭味。妇女仰起脏污的脸没精打采地看了看他：来北京找儿子——他在这儿做木匠——没找着，病了。说着又咳吐。他看着脏秽的咳吐物，恶心翻胃，硬逼着自己蹲下身，和蔼地问：你是哪儿来的，哪儿不舒服？感觉到“她”也慢慢地走回来了，站在自己身后。都问明白了，他搀着妇女一点点站起来，走到附近一家医院。替她挂号，陪她看病，对医生护士做解释，为她交药费。最后，给了这位农村妇女回老家的车费。
开会误了，人疲劳不堪，身上又脏污又难闻。“她”不远不近地和他并肩走着。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做？他问。“你为什么不再送她去火车站？为什么不替她买好票，再搀着她上火车？”“她”这样说道。他站住了：你什么意思，批评我没做到底？“我没批评你，我是问，这些事你管得过来吗？”
他一路上在萦回这个问题。他为什么没再做到底？又问：“如果那个妇女是麻风病，浑身腐烂传染，自己还会搀她吗？”这件事，他后来一次又一次在讲台上公开了出来，“我根本不像人们宣传的那样完美。”但台下却为他的完美崇高热烈鼓掌。“你真是个好人啊。”有人写信这样说，那个农村妇女临别时也曾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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