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这个老头子，在台湾做过内政部长，跟我讲过这个故事。王德溥后来写一本书，叫做《政海游踪》，就讲到这个故事。这个盛世才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他在反反复复的时候，他抓到了国民党大员，有一个人叫丁慰慈，他抓到以后就问丁慰慈：“你拿了苏联多少卢布？”丁慰慈说：“是你拿了苏联卢布，不是我。”打。打得说不说？我拿了多少，拿了一万。”“没有那么少，再打。”打打打，三万四万五万，打打打打，好，一百万，打到吃不消了，“我拿了一百万”。盛世才说什么？“没有那么多。”然后呢，从一万、两万、三万、四万打上去，再从一百万往下降。打，九十九万，打，九十八万，打，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最后五十万，拿了五十万卢布。盛世才笑了。“丁慰慈，为什么不早说？你早说了五十万就不会挨打了嘛。”这就是盛世才这种虐待狂——他要你从嘴巴里面亲口说出来是多少钱，那个数字、那个标准在盛世才自己的肚子里面，他不告诉你，让你来说。盛世才后来死在台湾。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书都被查禁了。动辄被查禁，没有标准，乱七八糟的，只要他高兴。结果他们查禁了一本书，叫做《大风雪》。《大风雪》谁写的?是孙陵写的。孙陵是个老作家，毛泽东到重庆的时候还去看过他。查禁了以后呢?孙陵老作家，跟国民党的另外一个系统(叫中统——中央调查统计局)有关系，就给国民党压力，你要解禁我的书。所以，他们最后给了一封信，就是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政治部给他一封信，告诉他《大风雪》一书业已解禁。解禁以后，孙陵还没完，他跑去质问陆军中将王超凡：现在我的书解禁了，当年你们为什么禁我的书?他跟主持查禁他书的那个国防部总政治部的上校发生争执。这个孙陵是有头有脸的，他说：“你告诉我理由，什么标准你查禁我的书”?那个上校说：“反正我们有标准。”孙陵说：“反正有标准不可以，标准在你肚子里面不可以，你要给我说出来，到底什么标准?”他说不出来。
大家看看刚才我所描写的盛世才的故事，就是标准在他肚子里面。查禁你的书，标准在他肚子里面，他不告诉你，他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标准，打牌打输了，标准变严一点，搞不好，他买个彩票中奖了，标准就宽一点。
我过去第一次坐牢刚出来，我要印我的书的时候，国民党他们就派了一个老头子，姓张，他说他是国民党政工干部学校
(政战学校)图书馆的负责人，他比他们有学问，他负责来审查我的书。他就跟我见个面，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两个东西不能碰：第一个，不能够提到生殖器，这个是不可以的；第二个，不可以骂孔夫子，孔夫子是不能骂的。这两点你做了以后呢，过去查禁你的书，你都改名字，就可以出版了。比如说，如果你写了一篇《李清照再嫁了吗》，宋朝的李清照，你改名叫《李易安再嫁了吗》，同样一个人，可是改个名字，我们就给你哈啦哈啦过去了。他告诉我这个秘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标准就是这么简单。后来他离开了查禁的单位，他跟他们吵了架，离开了。他打个电话给我，说：“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了，我把你的书全部都通过了，这一次全都不查禁，全部过关了。我跟他们吵了一架，我不干了。”
这就是所谓查禁的真相，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努力在骂国家领导人，或者骂中央政府，说你没有言论自由，未必。真正影响了阁下的言论自由的，可能不是他们，而是位阶比较低的那些上校们，或者那些科长们，他们是真正有权力的人，就好像德国参谋本部一样，那些上校中校是最有权力的。真正查禁你的书的人(所做的事)，可能是个偶尔的事件，至少这个事件不严重，可以经过你的努力，能够说服他们，使他们能够从宽来解禁。
当然我讲的话，只是一个笑谈，像台湾不准办报纸，当时不准办，理由一大堆，我给你看看他们的理由：第一，用纸太多了，我们要节约用纸；第二个，报纸太多了，饱和了，不许办报了；第三个，办报人才不够，不许办报了；第四个，现在是作战时间，所以不可以办报了；第五个，办的报太多了，影响了平衡；第六个，影响健全发展；第七个，避免恶性竞争。这七种说法，从1949年到1983年，连续这么多年，用了七个说法，就是老子们不准你们办报。蒋经国临死以前，最后一年，控制不了了，同意办报了，七个理由统统不见了，一个都没有了，就是说：可以办报了。所以，他们干涉我们言论自由的那些理由，基本上是笑话，是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笑话。可是呢，他用来搪塞你，用来查禁你，用来捣你的蛋。这个时候就是我所说的，我始终相信，由于我们个人的努力，由于我们个人的技巧，由于我们个人的圆滑，而不失掉了我们的标准、我们的尺度，我们会争取一点算一点，我们可以不断地争取我们要争取的这个权利。所以，这就是我一再相信的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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