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活的中国文化",徐先生"特别举出三种现象",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个现象",此现象是:
中国有很多不读书不识字的人,在行为生活上,却能有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
而此"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贞节牌坊式的国粹居然也被他列入了,这真教人吃惊了:
至于目不识丁的匹妇弱女,以"节妇"或"烈女",盖"牌坊",作"列传",名垂不朽者,更是西洋文化里从来没有的事情。(以上皆引自《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种最野蛮的民族也玩不出来的可耻把戏,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出于最片面的贞操观念的表现,居然还被徐先生列为"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那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中国人的耻辱。
东方人的耻辱"了!徐道邻眼里的"花柳病"
徐先生既为传统派做嫁衣裳,看到抨击传统派的文字,自然不顺眼。于是他转过头来,决定打趣"李先生"一下,他说:
李先生说,想要占有一个美人,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句话不错。但是,如果她的"缺点"是一种花柳病,那我们却不必一定要非"占有"不可,因为那是我们可以"预防"的,何况她还"要求"我们预防呢。
看了这段话,我真要套徐先生的话而说他"弄拧"了我的意思了。在原文里,我是这样说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
我每用"缺点"两字,都加上括号,表示这词有点特殊意义,不可以乱肯定的。徐先生既同意我"这句话不错",却又说"不必一定要非占有不可",态度上的模棱是很明显的。模棱的原因,是因为他痛感于这美人有"花柳病"。
我的答复是,即使这美人有"花柳病",一齐"占有"又何妨?留得美人在,何愁病不除?何必因小失大呢?徐先生大概忘了我的本意了,我曾说: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
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千的。
同样的道理,我可以说,难道为了怕"花柳病",就不同这美人"成其好事"了吗?这不太懦夫了吗?太不罗曼蒂克了吗?在美人面前,我们要有"卖油郎"的精神:只要"花魁女"能使咱们生气蓬勃,她有点"花柳病",又算得了什么?
何况,这美人即使有"花柳病",也不会…要求我们预防"的。徐先生这话表示他不懂女人心理。徐先生该再仔细看看那本库普林(AlexanderLvanovichKuprin)的"亚玛"(Yama),看看那位有了性病的女孩儿怎样对付她那心上的小冤家——
她绝不会"要求"的!咱们也无从预防"起。女人的"缺点"永远是神秘的,绝不是徐先生和我所能假定的。
还有,这美人如果真有"花柳病",她一定偷偷请教西化派的医学博士,绝不会找传统派的中医,更不会找什么超越派的密医。我们江湖郎中的救美计划是休想染指的!徐道邻的新保守主义
我们的大病在于不承认我们的弱点,我们的弱点在缺少生气蓬勃的酵素,就好像"卖油郎"缺少了"花魁女"。今天我们最该承认的,莫过于承认我们需要"花魁女"。肯定了这个大前提,其他一切都是余事!
面对这美人,我们需要的是"勇气和毅力",而不是"保守眼光"。徐先生在"论守旧和革新"中,曾告诉我们:
不拿保守眼光的巨盾来掩护自己、欺骗自己,就必须忍受承认弱,点的烦恼,和使出急起直追的力量。这种有碍于日常心理的安宁,和生活方式的安定,一般普通人哪里能拿出来这种勇气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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