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理论而言,处女是好的,可是不是处女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是不必大惊小怪的事。糟糕的是,中国传统中,总觉得处女比非处女(包括已婚妇人)好,我实在看不出这有什么理论根据。《不可录》中有一条小故事:
〔明宣宗〕宣德中,曹文忠公鼐,以岁贡授学正,改泰和典史。因捕盗,获一女子驿亭。甚美。意欲就公。公奋然曰:"处子可犯乎!"取片纸,书"曹鼐不可"四字焚之。
天明,召其母家领回。后大廷对策,忽飘一纸堕几前,有"曹鼐不可"四字,于是文思沛然,以状元及第。
这个故事说明了处女的重要性和"犯"处女的严重性。哪怕是她送上门来,甘心情愿,也不行。所以可推知柳下惠"坐怀不乱",大概不外有两个原因:一是他阳痿,二是他怕"文思"不"沛然"。
处女既然如此重要,故泛滥出很多不近情理的贞节思想和事实:
一、胡天游《女李三传》中记李三替父亲报仇,使仇人死在监狱里。可是仇人家里恨她,造她谣言,说她曾被人强xx。有一个公子,知道这是谣言,想娶她,她不肯。最后以"名为人垢",乃自己把自己绞死了。这是"泛处女主义"的中毒。
二、薛福成《庸盦笔记》里曾记:"有一人便旋(小便)于路,偶为妇人所见,其人对之微笑,且以手自指其阳物,妇人归而自缢。"按这个男人的行径,本是一种"狠亵暴露"(indecentexposure),这个女人以为这样是被羞辱,因而自杀,完全是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毒。
三、王韬《凇滨琐语》里也记了一件事:一个女孩子,被一流氓强xx未遂,这流氓怀恨在心,在外乱说她曾跟别人私通。
害得她的未婚夫都想"索聘绝婚"了。女孩子气得不得了,跟她妈说:"此冤唯儿身后得白耳!"于是剖腹自杀。这也是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毒。
四、《旌表事实姓氏录》中载:"张氏贞,丰里志远女。一日女独在家,邻有恶少,乘间欲调奸,女正色拒之,不去,〔女〕大声疾呼,邻里纷至,乃遁。〔女〕父归,呜官,官以奸未成,枷责放恶少归,驾言好成以诬女,女闻羞之,投缳死。"这又是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毒。
五、《神州女子新史》续续编中记爱国女学学生吴其德,跟上海公学的学生饶辅庭订了婚。后来人家说吴其德曾经跟人有性行为,饶辅庭开始多疑,吴其德就自杀了。饶这时才大后悔,乃舍身革命,做了黄花冈中的一位烈士。这同样是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毒。
六、袁孟纯《书袁芝瑛事》(重庆《国民公报》国民文苑第四0二期)记袁芝漠"年二十有几,丧母,犹未嫁也。父娶后母,年少于芝瑛,芝瑛事之失礼。一日,后母言其不贞,芝瑛面赪,口呐呐不能自辩。退而告其祖母曰:儿无复以面目见人矣!其夕遂自尽死。乌虖,芝瑛可谓知耻矣……一言之辱,以死白其志……芝瑛固知节之重于身也!乌虖烈矣!"这更是大中特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流毒了!
上面六个例子,无一不证明了"泛处女主义"已经在中国泛滥成什么样子,其不近情理的程度,甚至对非处女的已婚妇人,也完全波及。在己婚妇女中,有的为一言之"辱"而自杀(如秋胡妻);有的为被劝改嫁而割鼻子(如梁高行);有的割手指(如廖伯妻),有的朝脸上涂大便(如崔绘妻);有的为证明不怀二心而割耳朵(如刘长卿妻);有的被人偷看洗澡而上吊(如王凝妻);有的被人拉了一下手腕就大喊:"吾腕为人所污矣!"
而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如杨炯妻);有的耳闻别人说她闲话,她就割下一只耳朵来(如林国奎妻);有的在大水来时,为了不愿自己的手被救灾的人拉住,宁肯淹死(如王京娥)……这一切不近情理的"节烈"举动,哪一件不是受了观念的害、中了观念的毒?
所以我说,这些统统都是"泛处女主义"的泛滥结果,这种"主义"的过度泛滥,自然就会把任何抽象的、实际的或偶然的无妄之灾,都当成了"断臂自矢"或"痛不欲生"的条件,都认定有伤她的尊严,都咬定那是"羞"、是"辱"、是"耻"、是"无面见人",因而非诉诸激烈的行动就无以白其贞烈,这不是可怜复可叹吗?在"泛处女主义"的笼罩下,每个女人不但有肉体上的"处女膜主义"从一而终,并且还有精神上的"处女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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