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演变，是开始跟洋鬼子打交道的人绝没想到的。当年的封疆大吏（胡林翼）第一次看到外国的轮船，对西方文化突然感到恐惧，恐惧得"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可是今天呢？
今天的封疆大吏不恐惧了，他们若要做固有文化的孝子，只消"勒汽车回家"就够了。他们在把孔回来，即使"中途呕血"，也有留美医师赶来急诊，急诊以后，他们仰在沙发上，衔着吕宋烟，放心他说着风凉话："何必找西医呢？其实一副中药就行了！"
任何曾为文化奋斗而做了烈士的人，他们在九泉之下或九重天上，都会死不瞑目的质问："难道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矛盾结局么？中国文化难道就是用来点缀或用来串假戏的么？
中国文化难道真的不能适应新时代的潮流么？"
文化烈士的质问和文化孝子的言行，已经逼得我们要觅取新的答案，换句话说，我们上一代所陆续揭晓的答案，都不是我们所能满意的答案。
几年来，我以一个关心中国思想趋势的人的身分，很想给这个新的答案求得解答。在白天、在深夜，在活着的中国人的嘴上、在死去的中国人的书里，我练习呼吸中国人所呼吸的空气——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呼吸的结果，我发现这种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百分之四的比例。换句话说，空气中所以有这么多的害人的"二氧化碳"，因为它们不是新鲜的，是被两千五百年来的人呼了又吸、吸了又呼过的。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两千五百年后的中国人，呼吸着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时代的空气"，这怎么能够生活？怎么能够不糟糕？
我这里写"孔子时代的空气"，我的心情是不痛快的。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的文献典籍，不要说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就便是有五十万六千种，它的主流，也不过是以孔子的呼吸为呼吸的。如果一定要分出些大同小异，我认为有三个系统足可以囊括了：泛孔系统
"泛孔系统"是中国思想的"正宗"，它的特点当然是"子曰"、"诗云"、"圣人言"的逻辑。在这个系统里面，一个人，不论说话、放屁、写文章，都要先顶上孔子的帽子才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方东树所说的，"得圣人之真"。于是，你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我，我也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你，闹做一团，大家都咬定自己说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之真"。
事实上，孟子口里的"性"，并不是孔子口里的"性"；程颢口里的"仁"，也不是孔子口里的"仁"；康长素（有为）口里的"素王"，更不该属于孔子的，孔子生前死后都整天吃荤，哪里还是什么"素王"？康长素自己"长素"，才真正是"素王"。
所以，"圣人之真"云云，早就在中国人的脑袋里打了转，大家都分别来了一番加工或改造，故同一个孔子，刘邦可以利用，董仲舒也可以利用，其他的人自然也可以利用。
所以，真正的"圣人之真"，甚至可能不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论语》，当然更可能不是《中庸》、《大学》了。可是谁能想到，光在《大学》中的一个抽象名词——"格物"，就聚讼纷纷，有七十多种说法。请看"圣人之真"，"真"在哪儿？
所以我说，所谓"泛孔系统"，并不一定是孔子的原装系统，它是代孔子立言的系统或托孔子说话的系统。这个系统笼罩了两千五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在它里面虽然有孟子派和苟子派的对立，有今文派跟古文派的争执，有儒、道、佛的混同与吵架，有理学和反理学的斗法……其实全不妨碍这一系统的确立，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戴着（正戴着或歪戴着）孔子制帽厂（本号或分店）的出品，而孔子制帽厂又都是皇帝们投资保护的对象。非孔系统
虽然孔子之言遍天下，但是孔子之言见诸行事却是困难的，即使孔子本人，他奔波一辈子，又被困又挨饿，最后还是不能得君行道。至于他的人生箴言方面，合乎人情而能行得通的，也不算多。它们许多都是空洞的、拿来说说的，并不能真的去实行。例如"三年之丧"，孔子的几个学生以外，据我所知，只有清初的颜习斋彻底实行了，彻底实行的结果是大病一场。又如"温、良、恭、俭、让"，甚至孔子本人，都不能算是这种人物：呼号鸣鼓攻人，且以杖敲人膝盖，这哪里是"温"？骗蒲人，见南子，这哪里是"良"？使孺悲尴尬，这哪里是"恭"？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这哪里是"俭"？舍不得卖车葬颜回，这哪里是"让"？故孔子的许多教条，并不是时时可行、事事可行、人人可行，不可行而硬要行，于是只好言行不一，人格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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