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反对过节，也不反对过洋节。但我想，所谓“节”，首先是一种纪念性的日子，它的内涵应该是精神性的。过节，应该是一种精神的洗礼，灵魂的检阅。而在中国，节的本质意义大都被消解、遗忘或者扭曲了。大多数的节日都变成了“饮食节”。五月端阳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发一桶油，教师节发一袋米……却很少有人去想一想屈原，想一想嫦娥，想一想国运民心，想一想教育前景。如果仅仅是“吃一顿”，我觉得也没什么，中国人拥有太深刻的饥饿记忆，以吃代礼，也不失为一种国粹，我们传统的见面语就是“吃了吗？”吃毕竟是一种质朴而又实在的过节方式。但是中国人最为恶劣的是，明明是吃，却偏不明说，非要巧立名目，在表面上作出精神过节的样子，而且繁文缛节尤其多，谁也不如他虔诚高洁，惟恐别人看穿他“吃”的本质。这就是鲁迅、周作人深刻指出的“做戏”！做戏有时太逼真了，竟会真的忘掉了吃，于是就连自己也真的感动起来，所以中国节日的高xdx潮都是在那最隆重的时刻。这个特点在引进了洋节日后，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洋节日的最大特色是吃的精神不强，于是天然地方便于表演。过洋节都要有精神内容，送鲜花，寄贺卡，至少也要撒个谎造个谣，所以就显得格外高雅。更何况那是洋人过的节呢。因此，过洋节者飘飘然有一种“准洋人”的感觉。那节日本身与他自己的感情生命无关，他只是要通过表演某种程式，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什么基督的复活，什么爱情的纯洁，什么绅士的幽默，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鲁迅早就说过，外国的一切到中国来，都会弄得面目全非。如今圣诞节来了，中国的基督徒也增多了，但没有良心的人，不怕天打雷劈的人却更多了。情人节来了，中国的情侣也增多了，但朝三暮四，无情无义的人却更多了。愚人节来了，中国的笑话也增多了，但那些让你笑不出来的笑话却更多了。中国人有本事把一切都改编成最具“后现代”风格的荒诞剧。
苏东坡说：“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这种境界自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梦想不到的。引进的洋节日，又被抽去了忏悔、受难的精髓。我希望有一天，引进一下伊斯兰教的节日，让中国人沐浴斋戒，几十天不许吃肉，不许娱乐，每天日落后才许吃一碗冷饭。我想那时中国人必定又要热爱自己的节日了。而其实，我们上古时代的祖先就是这样过节的。人世沧桑，我们的节日传到海外，演变成了洋节日，今日再传回来，我们已经“儿童相见不相识”了。中国人对待洋节日的态度，代表着对待一切洋文化的态度：只取其漂亮的外壳，买椟而弃珠，结果我们百余年来，总是要“重新起步”。正像中国的足球，球星众多，球迷遍地，球论高深，球讯火爆，但就是球技太低，于是就假A假B，做戏表演，互相欺骗，结果是永无翻身之日。过节问题也是这样，传统的节日已经过滥了，现在又去糟蹋洋节日。我想，节日不在多，能够诚心诚意，过好一个两个，就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就是一个有追求的民族。否则，真有耶稣降临的那一天，看见这些心灵污浊的人在“吃”他老人家的教义，他老人家的脾气可跟屈原大不一样，那时我们的世界恐怕连这点荒诞也维持不住了。
《圣经》上说：“你改过吧！阿门！”
从前世界上人人都是厨师。大家一同做完了饭菜，便端到一处，你吃我的，我吃你的。一边吃，一边指点谁做的好吃，谁做的不好吃，谁做得又多又快，谁做得又少又慢。天长日久，有一部分人的技术越来越高，不但饭菜可口，而且可以供得上所有要吃饭的人。于是，这些人就被指定为固定的厨师。还有一部分人，烹调的技术差一些，但是很善于品尝饭菜的质量。一盘菜端上来，他们吃了就知道是谁做的。人们很愿意跟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一边吃着味道鲜美的饭菜，一边听他们讲解菜谱，介绍一些厨师的掌故。厨师们也由于能得到这样的知音而高兴，并且十分愿意让他们为自己的手艺做广告。这样，这些人就被指定为固定的餐师。
厨师和餐师的年纪大了，人们便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学徒。跟着厨师的专门学习清蒸白煮、煎炒烹炸，跟着餐师的专门学习左夹右挑，咀嚼吞咽。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厨师们便不再理会餐师，他们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人们总要吃他们的饭菜。有时人们被咸得直咳嗽或辣得直流眼泪，厨师们看了非常高兴，认为自己的手艺已经登峰造极了。餐师那一边儿呢，也不再理会厨师。他们很少去厨房看一眼，只是往桌前一坐，顺手从鱼碗里夹起一筷，伸出舌尖咂一咂，然后一拍桌子：“真不象话！鱼怎么能这么个做法？酸溜溜的，损害广大群众的胃口。而且，而且这么多的鱼子，为什么要混在一起，不单独来一碟鱼子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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