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食客表示赞赏，纷纷起立，要掀桌子。这时厨师跳将出来吼道：“你莫不是害了沙眼吧！那明明是用西红柿配的作料，哪里来的鱼子！”餐师定睛看了看，愈发愤怒：“哪个叫你用西红柿来配鱼！祖宗是这个做法吗？坏了祖宗的规矩，你就不配作厨师。况且，况且西红柿，那是外国的东西……”厨师听了一阵冷笑：“我不配做厨师，那么你来做一个试试！”餐师哪肯咽这口气，一头钻进厨房，刀碗瓢勺一阵乱响，做了一盘木乃伊一样的浇汁鱼和一碗乌黑酥脆的大米饭，另外还削去了自己半个手指尖，点着了三个笼屉和五个泔水桶，最后被厨师们敲着马勺哄笑出来。
从此餐师们不再当面指责厨师，只在背后向人们嬉笑怒骂，或者几个人凑到一块儿，互称“高见”。厨师们也听任餐师说长道短，只在自己的锅台上下功夫。
天长日久，厨师们和餐师们的内部又分别起了矛盾。厨师们分成营养派、价值派，味道派，色香派。内部争斗不休，于是又合纵连横，每一派厨师都联合起一派餐师，顿时百家争鸣，一片繁荣。饭菜样式也日新月异，有舌根部感受学派的蜂蜜炸大蒜，有泛酱油主义的卤制哈密瓜，有归真党的鸡兔同笼活吞宴，有软玉温香大同盟的春药三鲜狮子头。味道越来越高雅，来吃饭的人却越来越少。大师们经过观察，原来厨房后出现了一些卖大饼油条小米粥的，人们在哪里吃得满头大汗，神采飞扬。大师们开始呼吁厨房危机。然而人们却乐此不疲。于是，有的厨师也改头换面，收起火锅，出去卖羊肉串。有的餐师也反戈一击，说大饼油条真是色香俱佳，小米粥则能使人返老还童。
面临着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人们都感到了一种食欲危机。于是，有人建议不再需要这些厨师和餐师了，说将来最幸福的社会，人人都是厨师和餐师。
咱中华上国堂堂五千年瘟名史，随便说个四大发明绕口令什么的，就能把洋鬼子吓得一溜托马斯全旋接后空翻转体3千6百度。其中标语口号，尤其是咱们国粹中的国粹，专门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神圣作用。这个奥秘，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等老一辈中产阶级革命家早已论述过多次。胡适说“我们中国已成了标语口号的世界，”（《打倒名教》）我老师的老师的老师朱自清先生也说过：“标语口号既然多而且滥，就不免落套子，就不免公式化，因此让人们觉得没分量，不值钱。”（《论标语与口号》）我本来很佩服他们的见解，没什么可续貂的了。但昨晚看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报道，吉林省四平市为了促销吉烟，向全市父老摊派，并且到处刷写着“抽吉烟，爱四平”的标语，我不禁觉得老一辈革命家毕竟没有赶上好时候，我还是能写几句他们写不出的文章来的。他们不过是批评标语口号的知行脱节或者枯燥无味，哪里料到在我们这个新时代，标语口号就像电脑中的瘟98瘟99一样奇妙无穷，日新月异呢？所以我便充满信心地写下了这个本身就是个口号的题目。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处女作是发表在大学时代，今日忽然明白，原来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了笔耕生涯。那时我是独生子，经常遭受那些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人家子女的欺负，于是楼里楼外的墙上，便不时出现了我的大作。比如“打倒小军”，“王小花大王八”，“小杰是汉奸”，这属于宣言类。长大一些，创作水平有了提高，便有“杨长生偷死鸡吃”，“小勇天天尿炕”，“立兵他爸把他妈卖了”，这属于诬陷类。还有“齐伟出门让车轧死”，“刘波变成大疯狗”，“张霞全家中煤气”，这属于诅咒类。不管哪一类，都不是生活中的真事，所以后来读到萨特的“创作是对生活的反抗”，心领神会，一拍即合。等我长大到不再经常受欺侮，并且可以欺侮别人的时候，创作风格才发生了转变，由标语口号改成了吟风弄月。
然而，我身处的时代却似乎始终不肯长大，标语口号如同每日三餐一样想离都离不开。我不像鲁迅胡适他们那样一概反对标语口号，我认为许多标语口号是自然的，必需的。比如我小时的那些口号虽然没有让他们轧死或者变成大王八，但使他们很怕我，有时还讨好我，大大改善了我的生存环境。词典上说口号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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