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从那支灯下经过。二十一楼的西半边，冲南，二层中间的那个窗口。我披星戴月从三教回来，耳朵里落进一串老钱粗犷的笑——大概又在接见什么文学青年吧。我深更半夜从校外回来，那窗口像一只炯炯发光的眼睛注视着我。不知不觉，我竟养成了一种毛病，只要晚上出门，来回总要绕到那窗下。看一眼那灯，似乎心里就多了一份舒坦。每当我冲着书缝打呵欠时，不禁就想到：老钱大概还在干着吧？我再忍会儿。
有一次送女朋友，我说：“从那边儿绕一下，看看老钱的灯。”她勃然小怒：“又是老钱，老钱！老钱的灯有什么好看？简直是变态！”我勃然大怒，顺手给了她一记红焖肉，酿成了一场大祸。
所以我有时觉得，老钱的灯恐怕不是什么好东西。老钱的满头黑发，不就是被它弄没的么？只要它亮着，老钱就像着了魔似的翻呀，写呀。写鲁迅，写周作人。可是人家那哥俩儿有他这样的“贵府”，有他这样的青灯么？“自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也许他很欣赏陆游的这联名句吧？
一件事念叨三遍以上，就再也说不清了——我的经验。
所以还是盲目崇拜一点什么为好，一种主义，一个人，一盏灯……
当我面对书本“读欲”不振时，当我独望窗外无所事事时，当我觉得白天之重和黑夜之轻都压得自己难以承受时，我就想：去看看老钱的灯吧，顺便吃个煎饼果子。
站在那窗下，仿佛能听见那灯嗡嗡地喘息着，好像一盘时间的磁带在转动。有时真想喊一声：“嘿，老钱，悠着点儿！”
灯嗡嗡地喘息着。
老钱是个普通人。
但他的灯，亮在我心上。
(本文自以为写得幼稚，却流传甚广，被编入多种语文辅导书并列有习题)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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