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生命体验。有些道理，年龄不够，读多少美国书，开多少研讨会，也参详不透。20世纪末的一天，我问作家阿城，快到五十岁了，心理沮丧否？阿城攥着烟斗说：“我着急呀，我就盼着快点到这五十岁啊，很多话你不到五十岁没法说啊！”我敬佩阿城老兄的风采，心中也暗暗想着自己到五十岁时该说什么话。不过那还早，还有三千多天呢。现在刚四十，艳阳当空，麦浪翻滚，人欢马叫，番石榴飘香，我禁不住要像电视里的农民大叔那样抒情一句：“党的富民政策暖人心哪！”
其实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四十岁这一年，我经历了太多太多。有毒蛇在手勇士断臂的决绝，有三人成虎四面楚歌的凄凉，有落井下石绝地反击的悲壮。当然也有充实紧张的工作和春风般的友谊、牧歌般的笑傲。我感谢相信我支持我的老师、朋友和领导、同事，感谢那些在我困兽盘旋之时伸出的手臂。特别是2005年元旦，我被评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第一名，在燕园学子的欢呼声浪中敲响新年大钟时，我心中涌起一个声音：谢谢你们，我亲爱的北大同学，我亲爱的八方读者。
四十岁了，我更加理解了苏东坡的处世姿态：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日前在网上看到一份调查，有观众希望我来策划央视春节晚会。那我推出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五万名青春靓丽的小尼姑，站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五万名狰狞威猛的大花脸，站在天安门广场西侧，齐声高唱：“春有春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十万人刚柔相济，歌声曼妙遒劲，直唱得云生五彩，凤鸣九霄，好一派泱泱大国的盛世祥光。
唉，四十岁了，还有这等幼稚的狂想。人若有一百岁的境界，八十岁的胸怀，六十岁的智慧，四十岁的意志，二十岁的激情，再加上两三岁的童心，不坏，真的不坏。
信息时代的降临，是否使人变得更加孤独，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古人云：“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从哲学上讲，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虽然夜夜思君不见君，但是日日同饮一江水，因此绝对的孤独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讲的孤独，大抵是一种鲁迅所说的“心造的幻影”，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它不以客观事物的演变进化和客观环境的新旧好坏为转移，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泥坑”。
其实，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文明”以来，就一直处在“信息时代”。结绳记事就是最早的“硬盘”，烽火戏诸侯就是一次典型的“黑客”行动，焚书坑儒则是一场大规模的病毒发作。我们目前所惊叹的这个“信息时代”，不过是早晚要来并早晚要过去的其中的一个小小的阶段。无非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造成了一个什么“虚拟现实”，于是人们担心人与人的实际交往会进一步减少，阿Q不再去赵太爷家舂米，而是坐在电脑前彻夜搜索着“吴妈.COM”。然而冷静地想想，我们什么时候生活在不虚拟的现实里过？人类的文明说到底，就是虚拟文明，想象文明，人类的欢乐和痛苦都源于此。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动物”。要说孤独，我们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就是孤独的，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就是孤独的，在被女娲抛得满地打滚的时候就是孤独的，在周口店的河岸上相互撕咬的时候就是孤独的。要说不孤独，伊甸园里有恩爱，巴别塔下有合作，我们一起在女娲的肚皮上安营扎寨，我们一起在周口店的河岸上打渔杀家。孤独不孤独，不在于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数量，而在于人自己所选择的感情方式。
孤独在有些人看来是无比高贵的，易卜生的一句“最孤独的人是最强有力的人”，坑害了多少中国好汉。孤独仿佛就是不俗，仿佛就是有思想，仿佛就是缺少知音，仿佛就是遭受迫害，仿佛就是“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如果说这种对孤独的崇拜在80年代是伴随着对个体的尊重和对思想的敬仰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它已经堕落成一种矫情的做秀。记得一部叫《柳河的故事》的电视剧中，一个老农民也无比深沉地呼喊道：“这人咋越活越孤独哇！”于是，我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矫情的惩罚，出现了一首歌，名字叫《孤独是可耻的》。
正如萨特说自由是在监狱里也不能被剥夺的一样，孤独也是不能被制造和剥夺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海洋般的的鲜花中，你可能感到孤独，而一个人被洪水围困于旗杆顶上8个昼夜，你也可能毫不孤独。杨子荣唱得好：“虽然是只身把龙潭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杨子荣是人民英雄，所以他以不孤独为荣。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成为个人英雄，所以我们常常以孤独为荣。而那些真正的“千百万阶级弟兄”，却浑不知孤独为何物，他们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上网便上网。信息时代的降临，并不等于黄宗羲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电脑里长不出庄稼，网络上也不能做爱，一切生命问题，最后还要靠肉体来解决。在网上寻觅孤独的人，在网下也“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在生活中两肋插刀的人，在BBS上也见义勇为。所谓信息时代，改变不了我们生活的本质。迷信技术革命的神话，才会使我们陷入预设的文化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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