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不少了，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还有非洲的一些。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应该获奖的作家至少有几十位。可是一年年过去了，中国人慢慢只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闲话的题目，除了中学生，没有人真的那么热情了。大概西方人也觉得实在太不好意思了，整整一个20世纪100年，竟然没有一个中国人获奖，这已经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西方的耻辱。所以，就在中国人已经满不在乎的时候，让你获奖了。好像风雨过去之后，他慷慨地把雨伞送给你。然而又送得的确不大合适。
这次高行健的获奖，对于高行健本人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好事。高行健是新时期为中国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作家，他的艺术水平，获得这个奖是当之无愧的。但是问题是，如果高行健能够获奖，那就意味着，在目前活着的中国作家中，至少还有20个人可以获奖。这对于瑞典文学院，无疑是具有很大的讽刺意味的。
从好的方面说，这给了中国的作家极大的鼓舞，大家说：“喂，好好写吧，说不定明年咱们也能获得诺贝尔奖呢。”从坏的方面说，这件事使得中国人更加不把什么诺贝尔放在眼里。因为高行健虽然有着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但是他的作品主要是属于先锋探索类的小圈子试验，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几乎没有影响。他的《灵山》在获奖之前就没在中国大陆发行过。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显然是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念来阅读高行健的作品的。评委中唯一懂得汉语的马悦然先生翻译了大量的高行健作品，他自己的审美趣味、他有一位当过右派的岳父的身份，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投票当中。另外，高行健的海外身份也对他的获奖产生了极大的帮助。但是这一次西方人又错了。因为高行健的海外身份与俄罗斯那些流亡作家是根本不同的，这根本不会在政治上给中国造成任何损害，相反，它只是再次证明了西方人的天真或者无知。
东方对西方已经了解得超过了他们自己，而西方对东方的了解，可以说刚刚入门。不过这次颁奖，总还是表现了西方人的善意，希望他们以此为起点，把东方学这门课程的成绩提高到A或者B，这也算是这次颁奖的收获吧。
（此文写于颁奖当夜，次日凌晨韩国《文化日报》即翻译发表，大概是第一篇评论此事之文。后又被中韩多家报刊网站登载）
走在街头，常常有人把一张什么纸塞进你的手里。那纸上无非是一些广告，酒店茶馆开张，电脑电视降价，服装鞋帽展销以及滋阴壮阳的春药。拿到的人看上两眼－－有时看也不看，就随手丢在路上、垃圾筒里或路边的自行车筐里。而发放的人并不在乎，继续一张一张地向行人手里塞着。他们沉默着，“塞纸”是他们的工作，塞一天纸，可以得到10块钱左右的报酬。他们对自己的“宣传”工作谈不上什么热情，对宣传结果也并无多大的信心和期待，他们基本不说话或者只是没精打采地重复着几句废话。他们不论在街头还是在老板那里，都是最不受重视的人。在全世界的闹市街头，在中国、韩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巴西、澳大利亚……成千上万张没有表情的面孔，既陌生又熟悉，为了糊口，毫无热情地宣传着那些自己并不关心的内容。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宣传员的特色，这是一个失语的宣传时代。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当宣传员的情景。那时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街头去宣传，我们高举着猎猎飘扬的红旗，排着队，唱着歌，来到十字街头。值班的交通警察给我们敬礼，路边的居民给我们送水。我们好象过节或游园一样地兴奋，手持喇叭，蹦蹦跳跳，个子矮的就站到桌子上。先敲一阵锣鼓，营造气氛并引起注意。然后我们像朗诵课文一般地喊着：“同志们，听我言，我是交通安全宣传员。过马路，别着急，一急就会出问题。红灯停，绿灯行，乱闯红灯可不行。抓革命，促生产，交通运输要发展。安全第一保正点，狠狠打击帝修反，帝、修、反！”过些天，编了一套新词儿又来了。“同志们，听我言，我是文明卫生宣传员。勤洗澡，勤理发，勤换衣服和鞋袜。人民城市像花园，不能随地乱吐痰。苍蝇蚊子要杀净，不许到处传染病。搞好卫生闹革命，干干净净迎国庆，迎、国、庆！”一个人喊着，其他人就把传单塞给过往的行人。行人一般是看上几眼，就小心地叠好，放进衣袋。有些没有急事的人，也会停下来观看一阵，有时帮我们敲锣打鼓。在这样的宣传中，宣传员是十分投入的，他们相信自己的宣传内容，相信自己的宣传效果。他们激动而来，自豪而去，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活生生的，是跟他们自己的热情贡献、热情参与密不可分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宣传，有时表演的性质要大于实际的效果。对自己所相信的宣传内容，他们并没有多么深刻的理解。比如不闯红灯跟打击帝修反有什么关系，苍蝇蚊子为什么不能跟我们一起迎国庆，在他们大多数的心里，是想都不想的。那可以说是一个宣传的表演时代，不论中国的红小兵还是美国的披头士。当然，表演得非常真诚，演员和观众都沉浸在一片幸福的艺术祥云之中……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孔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