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洪桂观正在临刑之际。他最后算了一次自己的命，答案是命不该死。于是他请求刽子手多等一会儿。这是临死之前最后的请求，所以刽子手应许了。
“有王旨！等一等！”一个骑马跑来的人远远喊道。
可是这话刑场上听不清楚。刽子手以为是责备自己太慢，是国王派人来催促自己，脑子一急就挥动了大刀。洪桂观命不该死的命就这样死了。于是，后来人们就把刑场上面这座山，叫做峨嵯山。
这故事颇有民间传奇的趣味，但是我想国王喊叫的那个“峨嵯”是什么意思呢？我问学生，韩国语中的“峨嵯”是什么意思，她们却不知道，她们说现在韩国语中没有这个词，说这可能是那位国王自己发明的语气词。我想哪有自己发明语气词的？必然另有蹊跷。我心中暗自揣测，这个“峨嵯”，恐怕是个表示惊叹的粗话，就是汉语中北方男人常说的“我操！”但是这话不能跟学生讲，于是我决定亲自去考察。
我带着饮食和有关资料，用了一天的工夫，爬遍了峨嵯山的上上下下，回来又查史书佐证。发现峨嵯山古时叫做“阿且山”。高句丽的大将温达就战死在这里。这说明我的猜想是有根据的。“峨嵯”是从“阿且”的发音转变来的。“阿且”没有意思，纯粹是记音。“阿且”这个纯粹表示发音的名字，就是“我操”一类粗话的饰词。台湾在戒严时期，不许报刊上出现“我操”这样的粗话，于是文人们就利用近似的发音改写为“哇塞”。天长日久，竟然成了一个固定的感叹词。而后又从台湾传播到香港，又传播到大陆内地。这种因避讳而造成的转音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见。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每次打排球发球时，都要高呼一声“我操！”。但因为大家嘲笑，尤其是经常有老师和女生观看，他在呼喊之时就不免心虚，舌头一拐，喊出来就变成了“阿扎！”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阿扎”。现在网上经常看到“我靠”，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个“阿且”恐怕就是从当时中国传来的“时髦感叹词”。后来的文人觉得不雅，就给换成了文绉绉的“峨嵯”，仿佛是表示高山峻岭的一个词。但是在纯正的汉语里，只有“嵯峨”而没有“峨嵯”。而当今韩国又废除了汉字，只剩下了一个近似“阿恰”的读音，所以现在和以后的韩国人是万难知晓此山得名的真正缘由了。正像当今中国的时髦美女，一口一个“哇塞”，自以为在说高雅的港台语，而不知道那不过是粗话的一音之转而已。倘若这个假设成立的话，这说明至晚在明朝时，汉语中已经大面积普及了那句粗话，而且已经传入了韩国宫廷，连韩国的国王一着急，也不由自主地出口成章了。
2000年10月12日入夜，我在汉城灯红酒绿的新村闹市独自吃了晚饭，正欲回到我那孤独的寓所，忽然汉城大学的李政勋博士打来祝贺电话，告诉我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了，得主是中国的高行健。我赶紧去上网寻找消息，然而中国的几个大网站都还没有反应，好像他们根本没有做好中国人获奖的准备。接着，在韩国的其他中国教授打来电话，都说高行健获奖，未免有点意外了。很多中国教授，甚至根本不知道高行健是何许人。
新千年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中国人，这总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但是这恐怕不会在中国人中间引起太大的激动，因为这奖来得太晚了。中国人原来把诺贝尔奖看得非常神圣，获奖者中也的确不乏真正的大师。但是看来看去，就看透了。获奖者越来越鱼龙混杂，拒绝领奖的也有了，获奖者自己不好意思的也越来越多了。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获奖者的文化姿态与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国人80年代以后，年年都要争论一番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不给我们中国人。许多人搬出鲁迅的教导：“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但是鲁迅的这话是在特殊的时代说的，并且那时诺贝尔奖的质量还很高，西方对中国的敌意和误解也没有这么深。这话用来自谦是可以的，但是用来解释西方为什么不把诺贝尔奖给中国人，就未免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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