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出嫁，婚礼上最重要的一个仪式，是新娘把一口新锅放到夫家的灶上，打水淘米，劈柴烧火，煮上一锅饭，表示她已经是夫家的人了。这叫作“放锅”，是结婚的同义词。放锅一般都选择在冬天，不光是要避开农忙的紧张，也不光是秋后才有收成可供花费，人们告诉我，新娘只有在冬天才好多穿几层棉袄，防止一些后生在婚礼上打闹取乐，动手动脚。这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曾经被复查拉着，去参加过一次婚礼。昏黄的油灯和烛光下，酒味刺鼻，人影绰约，我正挤坐在墙角的人缝里剥瓜籽，突然一声惊呼，一个黑影向我迅速放大，把我重重地拍向墙壁，压得我差点透不过气来。我从人影后面挣扎着探出脑袋，才发现黑影是个人，是身着花袄子的新娘，一张蒙在混乱头发里的脸，挂着几乎要哭的表情。我惊恐万分，还没来得躲开她似乎是腿又似乎是背的重压，她又被周围的几只手抓住，一声吆喝中，踉踉跄跄朝另一个男客的怀抱里窜去。她的尖叫，淹没在人们哈哈大笑里。
第二天，我听说新娘尽管束了四层棉袄，紧紧扎了六根裤带，身上一些地方还是留下了一道青一道紫的抓痕。可见后生们的厚颜和狂热。夫家对此不得有任何意见。
恰恰相反，如果人们不来厚颜和狂热，倒是夫家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很让人家看不起。村里有一个叫兆青的，有一次给大儿子收亲，小里小气的，往喜酒里兑了水，上席的肉块也切得太小，让客人们颇为不满。大家串通起来报复，整整一个婚礼之夜里没人对新娘动一个指头，见她有意蹭上来也装着没有看见，或者闪避而去。第二天新娘大哭大闹，说没想到这么被人看不起，以后还让她如何做人？陪她来放锅的两个小舅子也大为光火，不管新娘同不同意，撬出灶台上的一口新锅，背着就出门回家去。新娘本来还没打算闹到退婚的地步，看见锅没有了，也没有办法，只好哭哭泣泣跟着那口锅回了娘家。
一桩婚事居然给搅散了。
“小哥”意指姐姐。显然是出于同一原则，“小弟”是指妹妹，“小叔”和“小伯”是指姑姑，“小舅”是指姨妈，如此等等。
我很早就注意到，马桥以及附近的地方较为缺少关于女人的亲系称谓，大多只是在男性称谓的前面冠以一个“小”字，以稍作区分。女人与“小”字永远连在一起。女人几乎就是小人。这种规则与孔子“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之类的古训是否有关，不得而知。
语言看来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中性的。语言空间在某种观念的引力之下，总是要发生扭曲。女人无名化的现象，让人不难了解到这里女人们的地位和处境，不难理解她们为何总是把胸束得平平的，把腿夹得紧紧的，目光总是怯怯低垂落向檐阶或小草，对女人的身分深感恐慌或惭愧。
获得命名是生命的权利，是尊爱的结果。人们对家养宠物，总是给它们命名，叫“小咪”或“露露”或“比尔”。只有对罪囚，才常常忽略他们的姓名，只叫他们数字化的编号，就像清点货物。只有对我们极其厌恶的人，我们才会无视他们的名谓，称之为“那个东西”、“你这个家伙”等等，剥夺他们在语言中的地位。所谓无名鼠辈，就是他们的名字在公共生活中毫无用处，纯属多余，使用频率太低以致可以完全取消。这正像在文革当中，“教授”、“工程师”、“博士”、“艺术家”一类的名字也曾经被没收了。当局并不是要废除这些行业和职位，也无意消灭这样的人。事实上，当局是渴望各项事业以革命的名义高速发展的。当局只是有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动，要削弱乃至完全扫荡这些人的名谓权——因为任何一种名谓，都可能成为一种思维和一整套观念体系的发动。
中国古代以名理学统纳一切哲学。任何理都以名为支点，为出发点，为所有论证的焦聚和凝结。
马桥的女人的无名化，实际上是男名化。这当然不是特别稀罕的一种现象。即使历经人性启蒙风潮洗礼几百年的英语，只把男人（man）看作人（man），“主席（chairman）”、“部长（minister）”一类显赫的词也都男性化，至今仍被女权主义者诟病。但英语只是表现了一些中性词或共性词在男性霸权的阴影逐一陷落，还没有男性化到马桥语言的这种程度——女性词全面取消。这种语言的篡改是否影响到马桥女人们的性心理甚至性生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变更了现实，我很难进一步深究。从表面上看，她们大多数习惯于粗门大嗓，甚至学会了打架骂娘。一旦在男人面前占了上风，就有点沾沾自喜。她们很少有干净的脸和手，很少有鲜艳的色彩，总是藏在男性化的着装里，用肥大的大统裤或者僵硬粗糙的棉袄，掩盖自己女性的线条。她们也耻于谈到月经，总是说“那号事”。“那号事”——同样没有名谓。我在水田里劳动，极少看见女人请例假。她们可以为赶场、送猪、帮工等等事情请假，但不会把假期留给自己的身体。我猜想她们为了确证自己“小哥”一类的男性角色，必须消灭自己的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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