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回忆马文杰带着他们捉俘虏的情形。捉一个日本兵奖一万块钱。每个连每月要捉四个俘虏，没完成任务连长就要记大过，而且下个月的任务就要加倍。再完不成，连长就撤职，打屁股，军法从事。三扁担下去，屁股肯定见血。有一个倒霉的连长，屁股上总是烂一个洞，没当过几天好人。
他们找地方维持会要便衣，要良民证，然后化妆去敌占区偷袭。胆子大一点的人，还咬住日本人的队伍抓“尾巴”。有一个连全是湘西的苗人，都会化水，也最勇敢，捉的俘虏最多，但不幸在华容县的一次遭遇战中竟然全连殉职。马团长手下的几个同乡运气似乎还好，脑袋都留下来了，只是每次捉俘虏，捉回来的不是蒙古人就是朝鲜人，不是真正的日本货，虽然可以勉强交差，但没有赏金。这几个马桥人后来回到家里之后还经常为此愤愤不平。他们说。马疤子不讲道理，蒙古拨子的块头最大，塞在麻袋里三四个人使了吃奶的劲还抬不动。吃了这么大的亏，凭什么人家拿赏金我们就喝凉水？
马疤子是马文杰的外号。
他们的听众震惊之余也表示同情，是的，是的，马疤子就是个小气，当了那么大的官，也没见给他婆娘打个金镯子。有一次回老家请乡亲吃一顿饭，总共只砍了五斤肉，锅里净是萝卜！
他们的一九四八年就是充满着这样的一些话题。也就是说，他们此时心目中的外界，只有抽大烟的川军，炸不死人的邵阳地雷，还有日本军队中的蒙古摊子等等——充其量，他们还模模糊糊听说过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传闻，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1948”，从来不用公元纪年。直到我与他们交往的时候，“1948”还是一个生疏的词。他们表示那个年头的用同有以下一些：
（1）长沙大会战那年。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命名。他们的长沙会战是一段迟到了将近六年的新闻，被他们误以为是一九四八年的事。如果一个外来人并不了解第三次长沙会战，只是靠马桥人的嘴来把握时间，肯定要把历史的秩序打乱得一塌糊涂。
（2）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
这可以说没错，也可以说错了。茂公是马桥上村人，那一年确实接了张家坊某人的差，轮到他来当了维持会长，管辖远近十八个弓。拿这一件事来标志一九四八年，没有什么不可以。问题在于，马桥人不知道日本人早已投降了，日本人强制成立的维持会在绝大多数地方已经不存在了，良民证也不用了。只是他们消息闭塞，还是老规矩办事，还用着“维持会”的名称，可能让后人听了以后还是一头雾水
（3）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
张家坊有一片好竹子，一九四八年碰上大旱，田里颗粒无收，倒是竹子全部开出一种白色的花，结出了籽。人们采下籽来，舂去籽壳，发现竹米粗，微红，煮成饭以后清香扑鼻，味道同红粳米差不多。竹子开花以后就死掉了，附近的人们靠着这一片竹子度了荒，感其恩德，就把这片竹子叫作“义竹”。这个事情给马桥人印象很深，用来记录年份。一般来说，这种办法倒不会错，只是外人一般不知道这一段，查户籍的时候，征兵的时候，报考学校的时候，“张家坊竹子开花的那年”出生的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得花很大的功夫，比比划划，才能向外来人士说清楚当事人的真正年龄。
（4）光复在龙家滩发蒙的那年。
发蒙就是开始读书识字。马文杰家的光复天资不算高，小时候也贪玩，光是一个初小就读了七年，一再留级，留得他很不好意思，长大以后也不愿承认这一段劣迹，便在履历表上把发蒙的时间向后推了三年，改为一九五一年。如果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仅仅根据光复的履历表或者光复的说法来推算时间，会使整个马桥的历史向后错位三个春秋。因此，这也是一个极有危险性的时间概念。
（5）马文杰招安那年。
马文杰招安是一件远近闻名的大事，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用这件事来定位时间，在马桥人来说当然很方便，最容易让外人明白。
当然，说到招安，在这里可以多说几句。
那一年本来气氛非常紧张。腊月里好多乡下人都在编草席往县城里送，准备裹死尸。据说平江那边来的杆子，归顺了省军，以“彭叫驴子”为大帅，号称有一万人，有三门大炮要同马文杰以及罗江两岸的所有杆子决一死活。马文杰是不打算活了，把自己的家产分给了众人，准备了自己的棺材。他只向彭叫驴子提了一个要求：仗，不要在城里打，免得老百姓吃亏，最好到罗水下游的白泥塘那边去打。彭叫驴子根本不听，把马文杰派去的信使割了头，挂在白沙镇东门外的桥头。那里的乡下人上街不敢过桥，只好从桥下淌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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