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里不干不净地骂了一通。
从县里回来，他说什么也不坐班车了，对一切班车也满腔怒火，路上每看见一辆，就“臭婊子”、“贼嬲的”之类叫骂一通，唾沫星子朝风驰电掣的汽车追过去。到后来，一切汽车都在他的憎恶之列，都要被他恶狠狠地瞪上一眼。走到黄市，一辆吉普压死了农民的一只鸭，司机不肯赔，同鸭的主人拉拉扯，不干他兆青的什么事。他不知哪里来的冲天怒火，从围观的人群外挤进去，二话没说就是一拳，打得司机向后仰坐下，鼻孔立即流血。围观的人本来同情鸭子的主人，怯于司机的威风，还不怎么敢说话，一见有人带了头，立即冒出一片喊打声，骇得司机和他的同伙脸都白了，赶忙掏出钱来消灾。
吉普惊慌地跑了。鸭的主人对兆有满心感激，说这个司机是县政府的，以前经常来这里，是大名鼎鼎的一霸，刚才不但不赔鸭，还说鸭子妨碍了战备任务。要不是兆青仗义，司机说不定就把他抓到县里去了。
兆青没注意旁人的感激和敬佩，也没人注意县政府意味着什么，还在气呼呼地后悔，说吉普车溜得太快了，早知道这样，就找一根扁担撬住轮子。
他和复查继续赶路，想搭一搭顺路的拖拉机，拦了几次，都被拖拉机司机拒绝，只好在热气逼人的公路上走着。复查一路上走得大汗淋头，忍不住埋怨：“反正是队上出车钱，你硬要省下来做什么？这不是，自己找苦吃！”
“贵得不平民愤么！”兆青是指车票价，“我这个人可以少吃点，可以少穿点，就是心里怄不得气。”
一个又一个公路牌数过去了。他们渴得喉眼冒烟，碰到一个路边卖茶水的摊子，一分钱一碗。复查喝了两碗，要兆青也喝。兆青白了他一眼，没说话，也不喝，只是屈着身子在树荫下睡。他们冒着日头再走了十来里路，路过一口水井，兆青这才从路边窑棚里借来一个碗，一口气喝了八碗，喝得水嗝翻滚两眼翻白口吐泛流，差一点没接上气。他得意地教导复：“醒崽哎，我说你龙根毛还没长齐，不晓得过日子的艰难辛苦。我说这号人，赚不了别人的钱，自己的钱还是可以赚的。”
队上给出差的人一天补助五角钱的伙食。兆青饿着走了一天，留了个整数回家，还得了路边塞棚里的一只碗。
兆青说到钱的数目时总是让人听不懂，一开口就是黑话。比如他说车票价，售票员就木然。他发现了这一点，才改口说“三角”。
三，在他的嘴里变成了“南”。类似的词还有：加（一），田（二），风（四），汤（五），滚（六），草（七）等等，我已经记不全了。这些词在马桥以外的地方并不完全通用，比如在双龙弓那边，在罗江的那边，表示“四”的词可能是“戈”，也可能是“西”，还可能是“老罗家”。
中国的数词也许是最为丰富和奇怪的，如果仅仅把我在湖南、海南听到的数词收集起来，恐怕就足足可以编出一本大书。几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传统的行业，都有各自对数调的特殊命名。都有数词的隐秘化和代号化，而且不断更换，表现出一种隐瞒真情的冲动。数词成了重重壁垒，对人们的秘密给予范围越来越小的困割。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远行人要知道所到之处在在发生些什么事，不是很容易的。
数词成了对社会融合最顽强的阻抗之一。
在马桥，最大的数字，或者说“很多很多”，用“破脑”一词来表示。先人也许觉得应容量有限，想的事情一多，脑子就会炸破。
比如小学生说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太多，常常恨恨地咬牙：“破脑破脑的作业！”
兆青到县城里看了一回世界，回来以后，免不了有一些人用他好奇地打听街上的事情。兆青无心把城里情况说得很具体，一律草草打发。人家问房子，问汽车，问人貌，他都是说：“有什么呵？好怜相的。”
“怜相”是漂亮的意思。
他没有笑容，毫无谈兴，对打探者敷衍几句然后就去挖土。
我后来才从县城的光复老师那里知道，兆青老馆在城里的时候，哪里都不去，一直在老师家里蟋曲着小小的身子，缩在椅子上睡觉，甚至不朝窗外瞥一眼。他脸上一团粗横的怨气，一点也。不愿意看见那些漂亮的高楼，说有什么好看呢？我们不比你们街上人，一看这些就心里堵。遭孽呵，这么大的屋，要好多人做好多工才砌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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