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船去查过一次现场，还算好，没发现什么异常。直到半个月以后雨停云散，公路重新开通，我才把汽车开回家来。谢天谢地，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现在相信有根的话了：八溪峒还真是平安之乡。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这里一切太平。仅就我的记忆，几年来这里也有不少事骇人听闻：学校里有两辆摩托车被窃；坡上有好几片杉树被盗；一辆挖土机的师傅忘了锁油箱盖，只一顿饭的功夫，就发现箱里的柴油被吸了个精光……但凭心而论，这些罪行不算特别严重。
乡下人也自私，有的人甚至也作恶，但兔子不吃窝边草，胡作非为大多发生在别处，比如去城里溜门撬锁乃至杀人越货。只要一回到家乡，他们大多回归了往日的角色，成了安分守己之人，忠厚传家之士。莫说是对一辆不知该如何摆弄的汽车，就是对路边一堆木头，几袋饲料，也不大有邪念。我经常看见这些东西随意丢在路边，好多天里无人理会，颇有路不失遗之风。
罪犯为什么常常把家乡排除在作案区之外？也许，一种匿名的身份和陌生的环境，最容易造成道德监控的缺位，造成人们的心理约束荡然无存。相反，回到家乡的人们，彼此之间熟门熟路，知根知底，抬头不见低头见，亲友关系盘根错节，无形的做人底线不难约定俗成。与城市稍异的是，乡村的道德监控还来自人世彼岸：家中的牌位，路口的坟墓，不时传阅和续写的族谱，大大扩充了一个多元化的监控联盟。
先人在一系列祭祀仪式中虽死犹生，是一些需要吃喝（摆供品）、需要开销（烧纸钱）、需要敬重（三叩九拜）、需要文化娱乐（比如舞刀弄枪或玩狮耍龙的傩戏节目）的灵性存在，是一种冥冥之中无处不在的威权。乡下人可容忍自己挨骂，决不容忍祖宗受辱，一旦联系上“八辈子祖宗”就非拼命不可，足见这种威权的不可亵渎。乡下人又常说：“做人要对得起祖宗”，更透出了对这种对威权的不时惦记。
这相当于欧美人说：“以上帝的名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美人传统的道德监控，更多来自上帝；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监控，更多来自祖先和历史——如果撇开其它因素不说。
很多难解的是非困惑，一拿到乡间祖坟面前就多多少少得以缓释。一切道德问题在这里都不需要答案，或早已有答案。为父者该做什么，为母者该做什么，为儿者该做什么，为媳者该做什么，为女者该做什么，为婿者该做什么……一切皆明白无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正因为如此，各种乡间的祭祀仪规，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些中国式的教堂礼拜，一种本土化的道德功课。
也许，一旦祭祖的鞭炮声不再响起，那种寂静会透出更多的不祥。
乡政府召开村组干部大会，宣布禁止“买码”——一种类似六合彩的私彩。这种私彩通过电话投注，由各级联系人点钞，近来已闹得农不思农，商不思商，教不思教，不禁是不行了。人们一到下午就围在电视机旁，争看中央台七套频道一个叫“天线宝宝”的动画节目。据说那里有四个跳舞的卡通宝宝，举手抬足都可能暗示中彩号码：点两下头，就是数字二；转三个圈，就是数字三；下七级台阶，就是数字七；如此等等。这种对中央电视台的信赖和期待，在我看来荒谬绝伦。
一位最激烈反对买码的大嫂后来也倒戈。我问她为何不能坚持到底。她沮丧地说：“有什么办法呢？人家说得热火朝天，你不买，站在那里一根木头，哦哦的。”
“哦哦的”就是无话可说尴尬发呆的意思。
由此可见，潮流的感染力和威慑力不可小视，足以让抗拒者孤立和心慌，最终也只能随波逐流。
贺乡长此次禁码当然是吃了豹子胆，冒天下之大不韪，几成人民公敌。他话还没说完，台下便有抗议纷起。有人站起来大叫：“禁码？笑话，我已经亏了两千，你们赔给我呵？我不去赢回来，拿什么买化肥？”
另一个跟着站起来：“你们早不禁，迟不禁，等我亏了三四千就禁，安的是什么心？这就是你们执政为民呵？你们给群众造成了损害，就要负责到底！”
还有更多的人在拍桌子：贺麻子，你不能做缺德的事！我们又没有拿你的钱买码，你狗咬烂布巾呵？你蛮得屙牛屎呵？贺麻子，我们从没亏待过你呵，要茶有茶，要饭有饭，你今天要下这样的毒手？贺麻子，贺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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