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非爹端着一个保温杯朝乡政府走去，见到这个爹那个婆的，还是一路上心潮难平：“不得了哇，不得了，飞行员还没有找回来！飞机犁一路去，轮船又犁一路回，到现在，一块降落伞的布也没找到。你们说那个飞行员是不是也有点蠢？未必手机也没带？打个电话回来呵！说我在哪个弯角，省得这么多人耽误瞌睡呵！”
这位绪非爹已在供销社退休，成天捧着个保温杯到处游荡，这里站一下，那里站一下，经常说得唇干舌燥，也确实需要茶水及时补充。实在没有话题和听众的时候，他有些无聊，就搓一手麻将，打一轮桌球，骑着摩托去镇上飚车，当一回玩酷的时尚老年。直到有一次翻车受伤，他好几天撅着屁股哎哎哟哟，扶着墙壁走路，才不再沾摩托。
方方、、蒋韵、李锐、蒋子丹等朋友来乡下时，听我一番介绍，对这位意见领袖大为好奇，要我领头前去拜访。但那天运气不好，我们没找到他，只看见到他家墙根刷有石灰标语“力戒空谈多干实事”。绪非爹后来得知此事，听说来访的都是作家，也觉得十分可惜，失去了一个与作家深入讨论台湾问题的机会。“中国就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呵。”他愤愤地痛陈国是：“台湾就是中国胯里的一粒弹子。这粒弹子如今捏在美国手里呵。他不时捏你一下，不时又捏你一下，痛得你没办法。你看恼不恼火？原来还有一粒弹子捏在英国手里，两边夹着你捏。英国那个婆娘居然还想得出，上一回还要出钱来买弹子。”
“真是要感谢邓小平，说我们的弹子怎么能卖给你呢？就一举把香港收回来了。现在我们胯里要痛，也只痛一粒了。”他补上重要的结论。
这些话女士不宜，但纯属说话的常识化和形象化，其实并无下流之意。看他的脸色，也是一本正经的。
我夏天里下水游泳，有幸在水中被他偶尔接见过三两回。他把汽车轮胎当成皮筏子，一块木板当作船桨，慢慢地朝我划过来，一个黑点由远而近。待看清他了，我发现轮胎上还横绑两块木条，就像船上的左右舷板，塑料袋里还藏有肥皂、毛巾、保温杯一类，看得出主人不是来游泳，是装备齐全地来洗澡。大概是对退休生活不大满意，绪非爹火气更大，越来越像个愤青，开口就骂乡政府：“一年吃了一二十万，哪来那么多死尸要招待？说是招商引资！钱呢，引来的钱呢？钱毛也没有一根！还不如拿去喂猪，一二十万买饲料，总要喂出几百斤肉吧？”
骂完官员又骂日本右翼势力：“参拜，参拜，参他娘的尸！真要搞得中国人火了，好，什么事也不做了，一人出十块钱，做两个原子弹。老子把火柴一划，嘭嗵！”
“你是放原子弹还是放鞭炮？”我没听明白。
“当然是原子弹！”
他的原子弹还处在划火柴的水平，大概不会让日本人民过于紧张。
山里人请客吃饭，一定要上门恭请，决不会用一个电话，或一个口信，来替代这一隆重程序。在更重要的宴请之前，主人（至少由主人的儿子作代表）还得“办书”，即制作和呈送请柬，多次上门一请再请，以求礼数的周全。
若按都市人习惯，一个电话就召人来吃喝，那无异于呼鸡唤狗，以残汤剩饭打发乞丐。无礼至此，足以引起严重的事故。
上门与不上门的区别，在于给不给面子。面子在这里并不抽象，是一种物质性要件，即人脸的真切到位。同理，凡商谈重要事务，捎口信和打电话的方式都太嫌轻率。当事者须登门面谈，才能使对方感受到诚恳和郑重。凡非议什么人事，一般也不能当面发作，否则就是“破面子”、“撕面子”、“剥面子”，无异于一种语言凶案。这样，除了少数毛深皮厚的刺头，大家在熟人范围内（这一界限极为重要）的非议，大多是弯弯绕，顾全当事人的情面。
山里同样有很多利益之争。但大多数的冲突被情面磨去锋芒，不表现为硬性拼打，而是柔性挤压。即使一时激化为拼打，也大多会返回挤压。嘀嘀咕咕，交头接耳，话里听音，点到为止，指桑骂槐，隔山打锣，三百里外骂知县……就是他们的挤压方式，不一定为外人所习惯。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决不会挖洞寻蛇打，不会一刀子捅进去再搅三圈（贤爹语）。家里的羊丢了，一路寻去，得靠路边的知情人指点方向。田里遭旱了，要开沟引水，得靠上丘田的主人给个方便。在集镇上一时短钱，碰上某个乡亲，就是救急解难的宝贵机会。更不说山里人的亲戚关系缠结如网，张三牵着李四，王五绊着赵六，遇红白喜事大家总要碰头，逢祭祖祈神大家总要见面。盖个房子，架个便桥，免不了还得互相帮工。在这一种定居农耕的生活里，几乎所有乡亲都是利益关系人，至少是间接或更间接的利益关系人，岂能说翻脸就翻脸？岂能只顾前途就不管后路（庆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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