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条街，这个地区，人人都知道我是非婚生子女，就我不知。我和母亲额头上烙着红字印记，经常遭人白眼和欺凌。可是胖子叔每每见了我，并不像周遭邻居那样看低我，他总是朝我点一下头，或微微一笑，很友善。我呢，当看不见，可心里记住了。胖子叔对我母亲也是如此，母亲扛了东西回家，经过他的院门，或在路上遇到，他会帮她扛回我们六号院子。母亲说，胖子叔是一个好人。
文革开始了，胖子叔积极参加，他家里成了辩论的场地，聚了好些人。他的农村妻子，图个清静，就不来城里了。倒是常有农村的年轻后生、远房侄子捎些山货来看他。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公安局把胖子叔铐走。他眼睛平视前方，什么人也不看。围观的人群议论着，说他跟他徒弟做那连鸡狗都不如的事，活该。
不久，很多坏分子被押在广场开公审大会，他的脖子上挂着“鸡奸犯”大木牌。会后，游街时，我看见他，整个人蔫了，眼里失去了光亮。
胖子叔关了十年才被放出。说是因派系斗争，得罪了造反派头子，想整他，可是他家庭成分好，又革命，找不到什么岔子，最后发现他不喜欢女人，总和男人打堆。
母亲说，胖子叔幸运，因为证据不足，找不到一个他的徒弟承认与他有问题，才只关了那么久，不然少说也是二十年。
我家附近的中学街，与重庆南岸其他街相比，并不陡，也不算窄，每隔十来步石阶就有一块平地，无论石阶还是平地全是青石块铺成，年份久了，石块好些地方有斑点并凹陷不平。中学街是野猫溪与弹子石两地区交汇点，有好些小店铺，夹在住家之中，依此中心地段做点小生意为生。1966年开始文攻武卫，游行批斗，街上的店铺只开半天，没过多久，今天这家关，明天那家关，余下的油辣杂货铺子，左瞧瞧右望望，也关了。可人一天也缺不了油盐酱醋。于是，油辣杂货铺子又半掩半开了。
1967年夏天，我快满五岁，只有玻璃柜台大半高。我站在油辣铺柜台前，一边递钱，一边眼巴巴等着酱油瓶子从柜台里面递出来，一边瞅着机会看铺子里花花绿绿的东西，尤其是有着各种图案色彩的火柴盒，依柜台右边墙壁，一层层放得整整齐齐，你喜欢哪一盒就自取一盒，并不像其他铺子用牛皮纸包好，放得远远的，得问店主要，才够得着。
火柴盒上的图案通常有工农兵大唱革命歌曲那样，也有红旗飘飘毛主席语录那样，还有“四川巴县”的工厂田野也经常见到。可最边上竖立着三盒火柴，旧旧的，全是动武的漫画，有大拳头还有小椰子树，写着“北京一定要解放台湾”，和之前看到的图案都不同。“台湾，台湾在哪里？”我喃喃自语。
“那是福建边上一个小岛。”我旁边站了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说。他提着竹篮，里面白菜豆腐盐红辣椒，盛得满满的。
“福建远吗？”我问。
“好生拿着，好生拿着！”杂货铺子里的女人递我酱油瓶，“不要乱张嘴，小心打破瓶子。”
我明白自己惹人嫌了，捧着酱油瓶，便跨出门槛，因为心里紧张，几乎跌倒，那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一把扶住我。
我站稳了，看看手里沉沉的酱油瓶，还好，没摔破。我把它捧着紧紧的，下意识往家的方向看，生怕回去迟了被骂，于是快步走。
“连声谢谢都不知道说，真老实。”背后是那男人的声音。
“蔡老大，就你会这么赞她。她没有家教，婊子养的！”铺子里女人的话，我离得远也听得清。
又过了好多天，父亲换泡菜罅子边的水，往里面加盐时，发现盐不够，就让我去油辣杂货铺子买一包。我走到中学街两街汇合地方，发现蔡老大站在石阶上。他脸肿肿的，眼睛发红，明显喝醉了酒，穿了件黑黑的布衫，有好几处都打了补丁，针线不是太齐整。
我往石阶上走。有个比我高一头的女孩，站在石阶上用腿拦着，不让我走上去。我朝边上走，她就跑到边上拦着。我急得没有办法。那女孩把我扎小辫子的胶皮绳扯断，使劲抓我的头发。
蔡老大走下来，那女孩害怕他一身酒气，闪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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