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萝卜咪咪甜，看到看到要过年，娃儿要吃肉，爸爸说，没得钱，妈妈说，灶房有个火钳。
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打烧酒，烧酒辣，买黄蜡，黄蜡苦，买豆腐，豆腐薄，买菱角，菱角尖，尖上天，天又高，好耍刀，刀又快，好切菜，菜又轻，好点灯，灯又亮，好算账，一算算到大天亮，桌子底下钻出个大和尚。
不知是从哪儿学会的这些童谣，它们就像一丝丝亮光，照着我那没有温饱和快乐的童年与少女时期。
收入这本书的这些文章，几乎都是关于那时期的片片段段。
有一次我唱着“月亮走，我也走”这歌谣，母亲正巧听见，她朝我投来关注的一瞥。到晚上，母亲破天荒地给我讲了个故事：有一个生在穷人家的小女孩，后来成了一个孤儿，她靠给财主家摘豌豆得到一口饭吃。后来有个神仙可怜她，让她走进豌豆地中，许一个愿，说可帮她实现。
小女孩跪了下来，朝天闭上眼睛，许愿要有一个家。
当小女孩站起身，睁开双眼，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有着饭菜香的家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坐在桌边。她哭了。
我也哭了。我对母亲说，妈妈，我要当那个小女孩。母亲说，你就是我的小小姑娘(2)。
那夜，我睡得特别踏实。
也由此，这本书取名“小小姑娘(2)”，纪念我和母亲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
打我睁开眼，看见这个世界，就强烈地感到母亲离我远远的。她好像是别人家的母亲。
母亲离我远，就算是她抱着我，我们中间也隔着好些东西，她的心不在我身上。我弄不懂她的心在哪里。
大姐比母亲离我近，后来我长大一些才发现，大姐喜欢我，是因为她喜欢与母亲对抗。母亲不喜欢的事，她要做；母亲喜欢的事，她不做。比如母亲并不爱和我说话，大姐就要和我说话。
在我十八岁生日那天，大姐说我当年像一个破皮球，被母亲、父亲，还有生父在区法院里踢来踢去。
“当时我多大？”
“你一岁不到。”大姐看看我。我看着她，神情非常专注。
大姐说，那审判厅旁听席上坐满了黑压压看热闹的人，大都是街坊邻居和一些熟人朋友，母亲的态度很坚决，非跟父亲离婚不可！父亲一口咬定：“不离！”
法官花白头发，戴副宽边眼镜，脸上毫无表情。他见多了离婚的男女，每天都有这样那样的人分手。他只是在父母吵得不可开交时才慢吞吞说：
“慢慢讲嘛，慢慢讲嘛！”
没隔多久，形势转变，母亲不要离婚，父亲要离，说可让母亲跟我生父走。
坊间一直都流传着一句话，要离婚，切莫上法院，私了，丑事掩得好藏得了。相反，所有的隐私和秘密都公诸于众，会搞得声败名裂，遗臭万年。
母亲和父亲的婚没有离成。可这场离婚使两人一下子丢尽了脸，付出了代价。
大姐说：“上法院，很可怕。可是你长大以后，若再上法院，就不必害怕。”
我问：“为什么？”
“因为人的第一次都会如此反应，害怕、惊喜、担心。第二次时，就不会如第一次那样。”
我说：“我不希望有第二次。”
“反正你有防疫能力了。你看看我就是如此，我离过一次婚，再离几次，也就寻常了。”
大姐说得轻松，给我的感觉却并不是如此。
重庆长江南岸野猫溪一带，只有一个邮递员，四十来岁，脸上有发水痘后留下的痘疤，永远是绿衣服、绿帆布包和一双军用球鞋。这人其貌不扬，可很能笑，笑声能感染九三巷整条街。邮递员来到我家所在的六号院子时，父亲会和他说上几句，内容只和当天天气好坏有关。
整个院子订了一份《重庆日报》，订报人是我的父亲。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报纸，父亲蹲在地上，看了起来。
母亲走到父亲面前，低下身。报纸刊头上印着一段伟大领袖的语录，天天一样，母亲从不看。那么她在看什么呢？原来她发现父亲握报纸的右手还夹着一封信。她取过来，见上面写着她的名字，便撕开信封，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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