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巫山插队落户的大姐的信很短，说她将回重庆一段日子。
母亲眉头一挑，告诉父亲，大姐要回来。
父亲说巫山不好，回来虽然照旧是个穷，可是穷也比那夹皮沟强，一家人好歹在一起。
母亲显得很烦躁，说家里马上要多添一张嘴，怎么办？
母亲尚不知大姐这次回来还多带了一张嘴——大姐已怀孕八个月，准备生小孩。大姐关于自己已结婚及快生孩子之事，在信里一字未提。
母亲在外做工，挣钱养活全家，只有周末才回家。一个星期我才能见母亲一次。她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从没有真正地快乐过，所有关于她的记忆，哪怕是瞬间形象，都不曾有过开怀大笑，或是默默的一笑。
我记不得母亲脸上幸福的模样。她从未很安心地注视过什么，她总是在担心焦虑，眼神也很紧张。但我从未见母亲哭，当着我们。父亲说：“你妈妈是一个打不垮的人。”
几个哥哥姐姐也不爱哭，他们也不爱笑。父亲呢，更不爱笑，像是一块烧不化的冰。母亲很少与父亲吵架。可我能感觉到母亲胸中窝着火苗，火苗见我，会越升越高，随时都可烧毁我，这让我感到害怕。
假若父亲母亲打架呢？
我不会愿意母亲赢。这么一想就让我觉得痛快。可见我对母亲的失望到了何种程度。这种失望，其实是一种对母亲的倚重。母亲她到底中了什么邪，拒绝我整颗爱她的心，让我离她永远有距离，无法靠近她。看到别的母女那样亲热和欢悦，我很想母亲能亲我一下或紧紧地拥抱我。可是母亲连看都不肯多看我一眼。
这始终是个谜。
父亲，把我放在一边。我在他的视线里，又不在他的视线里。我从不敢反对他、不听他的话，他的话对我就是圣旨。父亲几乎从不称赞我，他也从不对我多说一句话。我很小就清楚，父亲对我不亲热，说不出为什么。
这始终也是个谜。
小小的我，想解开这两个谜，怎么可能做到？
直到我十八岁生日那天，母亲带我去见了一个陌生的男人、我的生父，我才猛然明白，原来那个我天天见着的父亲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母亲当年与这个年轻她十岁的男人相爱后生下了我，我是一个私生子。
街坊邻居，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是欺侮我，叫我做“扁担脚”，他们喝斥我站直身体，把双腿尽量往后弯，弯得像根弧形的扁担，我被罚站在大太阳底下，腿难受极了。姐姐哥哥经过，不当一回事，就像没看见一样。
我眼里含着泪水，心里叫妈妈快来救我。妈妈不在家。我叫爸爸，爸爸也听不到。我叫老天，老天不应。
这个世界像从没有过我这个人一样。
没法形容我小时的模样，搜遍所有的箱子和本子，只有一两张那时的照片：一双眼睛惊恐地盯着前方，眉头有点皱，嘴唇紧闭，头发稀拉，有点像现在女孩子为时髦把头发染成的黄色。我个子小，上学后一直坐在一二排，手指手腕和胳膊几乎不能再瘦。胸前有锁骨，脖子格外细长。脖子上有颗黑痣，大家都说它是吊死鬼痣。
四姐有一次这样叫我。母亲听见了，连看也未看一眼我。
还有一次，三哥也这样咒我：“吊死鬼，你让我们全家倒霉运。”看着他那副讨厌我的样子，我眼泪马上就含在眼眶里。
我急了，叫妈妈：“我的痣真是吊死鬼痣吗？我们家倒霉，真是因为我？”
母亲没有安慰我，反而说：“就算当你是吊死鬼，你也是幸运的。你还活着，在这个家，就不错了。装什么可怜巴巴，活该！”
母亲的这席话，足足让我难过了一个星期。
母亲的眼睛大，瞳仁黑亮，睫毛长又密，眼白略显淡蓝，在不同的光线下变化。眼睛转动，抵抗着四周沉重的黑色，带着无尽的悲哀。说我有母亲一样的眼睛，不如说我恰好继承了母亲内心深处的那种不顺从和倔犟。
十八岁那年我离家出走，在全国到处游荡。有一回我在一个城市的马路边走着，遇到一个瘦瘦高高的人，他急切地穿过马路，抓住我的手。他说他是我的初中同学，与我同一个班读了两学期，和我共用过一张课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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