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吓得要命。煤油闷着我的头，头的重量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增加，那些虱子在用力挣扎，往我心上逃，想吃掉我的心。我发现自己的身子是如此的轻，轻得像透明的蛹。来来往往的邻居在我的眼前走来走去，他们吆喝，他们叫骂，他们大笑。他们在厨房里做饭、烧柴、舀水，往天井水沟里倒脏水。我呼吸沉重，透不过气来，实在撑不住了，我只得无力地靠在楼梯的扶手上，脸像死人一样白。
十来分钟后，二姐过来揭掉我头上的布。满头的虱子被煤油闷死了，她用温水给我清洗。看着浮在脸盆水面比芝麻还小的密密麻麻一层虱子，我害怕得周身发抖。这些虱子在死前，一直躲在头发里喝我的血，让我又痒又痛、脸色苍白，病歪歪的。它们喝我的血，就喝个痛快，让我死，也算做了件好事。可它们不那样做，而是让我不死不活，有意折磨我。难道我这个人真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没人喜欢我，连小小的虱子也可以如此欺凌我？
二姐用木柴揍我的事，我没有忘。她给我除掉头发里的虱子，我没向她说一句好听的话，也没朝她露出笑容。
也怪，我那样对二姐，二姐反而对我比以前好多了。四姐三哥也对我好多了。他们眼睛不像以前那样盯着我。我想到江边去走走，透透气，也没人给父亲和母亲打小报告。
夜里我睡不好，常常突然惊醒。我听着黑暗中那些老鼠在地板上跑动的声音，九三巷六号院子前路人的脚步声。我盼望有一种沙沙响的声音靠近，那是母亲结实的厚底布鞋发出来的。我盼望她回家来。
渐渐地，我重新入睡了。没过多久，一个熟悉的声音停在了院子大门口，轻轻地叩了三下。然后是父亲拉亮灯的声音。楼下门“吱嘎”一响，父亲摸黑穿过堂屋去院子大门开门。门开了，母亲走了进来，看了看父亲，牵着他的手，让一到夜里眼睛就看不见的他顺利地朝亮着灯光的屋里走。
好了，他们进了屋，坐下来，父亲给母亲倒了杯五加皮小酒。母亲举起杯子来，对他说，你在家当家庭妇男，真不容易，我得敬你。父亲说，你在外像男人一样劳动，更不容易，我得敬你。
他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不知是我的梦或是真发生着，反正那天我睡得很踏实，一觉到了天明。
搬运工人扛着装玉米黄豆豌豆的麻袋，从江边货船上走下来，把它们重重地摔在缆车上。缆车装满了，开到山坡上，有些豆子从麻袋的线缝中掉出来，落在铁轨边或两旁的石块中。有时会沿途撒一地。那些早已守候在铁轨两边的小孩们会蜂拥而上，抢豆子。
我和五哥拿着竹箕，蹲在靠近粮食仓库门的缆车边，不敢与那些孩子争抢。等他们抢过之后，跑到别处，我们才眼如针尖似的搜寻他们遗漏掉的豆子，心里充满担心，开缆车的工人随时会来把我们赶走，更担心缆车突然开动。
忽然我抬头，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靠在桥旁瓦石阶上休息，边上搁着背篓。仔细一看，那孕妇是我在乡下插队的大姐。
五哥也看到了，朝她跑去。
大姐喘着气，用一条手绢擦脸上的汗。五哥走到她跟前将背篓背在背上，两人抄小路朝山腰上走去。我跟在他们身后。大姐大着肚子，头发变少了，扎着两根短辫子，没留刘海，脸晒得黑黑的。
那天是周六，晚上母亲回家。两人关起门来，很神秘。我悄悄贴在门上偷听。大姐竟然在和母亲吵架，骂母亲过分关心她：“大表哥不是你叫他来找我的吗？”
“我是叫你表哥到你下乡的地方去看你。你要跟他结婚，该跟我们当父母的说。你们是表亲啊，不能结婚，结婚生孩子更不行。”
“哼，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大姐明显理不直了，声调减弱。
她在巫山县当知青，当在部队当连长的大表哥来看她，并表示对她的感情时，她答应嫁给他，草草去领了证，到巫山县城旅馆里结了婚，并一直不让大表哥写信告诉两边的家人。
我听得专注，不知身后站了好些爱热闹看是非的邻居。
“走开，走开！”三哥像个凶神一样赶人。他们离开了，不过仍是竖着耳朵专心地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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