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厨房里走过来，听到我剪衣服的事，眉头皱起来。二姐问：“你错了吗？”
我不承认错，仍不说话，一副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的神态。
二姐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直拖上阁楼，插上门。
她从床下抽出一根木柴，叫我趴在一条长凳上。我一脸无所谓地爬了上去。她手中的木柴打在我的屁股上，痛得我眼泪只往下淌。
“认不认错？”二姐问。
我不吭声。
“还不认错。我看你犟，你能犟过我？”二姐手里的木柴又挥了下来，“看你开口不开口？”
我说我没有错。
二姐更生气了，打得更起劲了。
为了让小孩子听话，院子里大人打孩子，有的真打，有的假打。真打的小孩子反而与大人亲，被假打的小孩子眼里没有大人。曾有个小孩子在江边对同伴传授对付大人的经验，说：“大人一打你，你马上认错。大人叫做什么，就听从，之后呢，照你自己的想法做。”我听到后，告诉母亲。母亲说，“你这孩子真打假打都没用。”
我不知母亲为何如此说，她一定认为我是不可救药的孩子，坏透了。也许她对我失望透顶。二姐打我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母亲这话，真打假打对我都没用，那二姐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二姐打够我的屁股，要我伸出手让她打。我伸出手，她撸了撸袖子，啪啪几下打下来。十指连着心，我痛死了，双手赶紧抓着长凳的脚，但是忍住，不叫。
她笑了，“你居然还是怕。”
我声音虚弱地说：“我才不怕，妈妈说真打假打我，都没用。”
二姐一怔：“妈妈说过这话？”
我在长凳上点点头。她停了手，握着木柴，在那儿想着什么。一分钟不到，她坐在地板上喘着气。
“打人还真累。”二姐感慨地说。
“还要打吗？”我害怕地问。
二姐一听，跳了起来：“骨头真贱，你还想我打吧？”她手里的木柴举起来。
“要打就把我打死算了。”我用尽最后一点力量说，“我恨你，二姐，恨你们所有的人。快点打死我吧。”
她看着我的眼光，跟母亲经常看我的眼光很像，终于她的手垂下，那根木柴掉在了地上。她把我从长凳上扶了起来，我这才呻吟起来。二姐脱下我的裤子，察看轻重。“都红肿了，以为你不叫，就不痛呢。”她取来药膏，给我涂上。
二姐不该是打我的人，若要打我，应该是父亲、母亲和三哥。母亲和三哥都不在，那么只能是父亲。为何轮到刚刚从学校回来的二姐来揍我，至今我也没弄明白。
那些天我总觉得头发里有东西，弄得头皮痒痒的。每隔一会儿，我管不住手，就要去抓几下。二姐发现我总在抓头皮，扳过我的头来一看，说：“你看你呀，不知从哪里招了虱子。”
我当然不知道虱子为何寄生在我的头发里。最有可能是没人管我，好久没洗头了，太脏，才生虱子；还有可能是从街上那些生了虱子的孩子头上，跑到我头上的。
二姐满屋子找煤油。她从阁楼上的床底下翻出所有的东西来，把每个瓶子都打开闻闻，然后盖上盖，失望地摇摇头。又到堂屋房门右侧那些装煤球的地方找，她记得那儿有一些油漆瓶子。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最后只能告诉父亲，她要煤油。
父亲从屋里柜子里一个封得严严的铁筒里，倒了一碗黑糊糊的液体出来，有股刺鼻的味道，我马上捂住鼻子。
三哥五哥和四姐，没准早已发现我头发长了虱子，只是都装着不知道，跟二姐那天关起门来揍我时一样，没有一个人来解围。
我跟着二姐走到天井里。她叫我蹲在天井的石阶上，把头低下去。我照她的话做。她把碗里的煤油抹到我的头发上，抹得很仔细、很均匀。然后返回屋里，找来一件破衣服，将我的头发包裹起来，包得严严实实。
“好了，你可以起来了。”二姐看看我，取下她头发上的夹子，将我头发上的布固定好，拉着我的手，让我在楼梯口坐着，“别动，一旦漏了气，煤油会挥发掉，就闷不死虱子了。那样，虱子会长大，会把你一口吞下肚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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