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早因闹革命罢课了，只住了被关押的“尖尖帽”和留守的红卫兵。学校周围的居民用盆子、木桶往火上泼水，但火势没有减弱。消防队赶来，截断了火源，才保住了大楼右端，左边楼烧得只剩下楼上楼下四间房。
这场大火一直烧了两个小时，火因不明，学校里保存的档案全化成灰烬。花园被烧毁了，到处是焦黑的柱梁、黑糊糊的桌椅柜子。
我在发烫的废砖烂瓦中小心地走着。不少居民在低头翻拣有用的东西：一只杯子、一个黑水瓶、烧了一半或完全变成了炭的木头。我拾到一只小瓷猫，尾巴断掉，不过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仍是可爱。用袖口擦净后，我把猫捏在手心里回家。进门时担心被大人看见，赶紧藏在裤袋里，却划破了手指。
母亲发现了，把云南白药洒在我的手指上。
对门邻居陈婆婆说：“那个‘尖尖帽’死得惨，老天在报复呐！”
那天天黑得早，整个南岸停了电，一片漆黑。六号院子公用厨房的灶前点着小煤油灯。冷风一吹过，人影投在墙上像庞然怪物。我不害怕，因为那是母亲，她在做饭。
我的五哥和四姐瞄准了时间回家吃饭。
房里煤油灯的火光映着我们的脸。瓷猫从我口袋里掉到地上，四姐比我先捡到，告诉父亲：“她偷东西！”
父亲脸沉了下来，五哥见势一把夺走我的饭碗。我对父亲说，猫不是偷的，是在三十八中的火堆里拾的。
四姐冷笑，骂我编瞎话。
父亲说：“不管是哪里的，只要不是你的，就不该要。”
我不说话。母亲侧过脸来看我。我拿着瓷猫走到院外垃圾坑前，站在那儿，舍不得扔。回头看院内，隔了好一阵子，才松开手。
我回到家时，他们已把碗筷收了。我只有倒水洗脸。
母亲一边做事一边念叨：“真是不争气，我怎么会养你这种专让我操心的女儿！”
我把洗过脸的水倒进木盆，慢慢洗脚，心里充满委屈，真弄不懂自己怎么会成了母亲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多么希望她能爱我一些，至少稍稍关心我一点呀！我这么一想，眼泪就哗啦哗啦流了下来。
上阁楼睡觉时，我注意到四姐手里有个瓷猫。见我看到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肚子饿不饿？”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但我不想说饿。
煤油灯微弱的光亮，仿佛在一点点升高。火光映在墙上，我的身影也映在墙上，显得四周鬼气森森。我起身吹熄了它。月光从瓦片的缝隙间漏下来，屋子里反倒添了不少温暖。
十年后阁楼没了，整个老院子都化为尘土，那块地上建了新房子。若不是手指上至今还有淡淡的伤痕，我很难相信那只猫曾经存在过。
我们家穷，几个孩子就一双塑料大雨靴。一逢下雨，就得看谁的手脚快。谁慢了，就得穿球鞋。中学街是一大坡石阶，若是雨不大，球鞋没问题，若是雨大，球鞋就会进水。弄得整双脚不舒服。四姐早上没抢着雨靴，父亲拿给五哥了。她中午回家时，拿我泄气，把球鞋脱给我，要我给她涮干净，放在灶边烤干。
我到天井边，用洗菜水给她涮鞋子。
大姐两口子带女儿去忠县乡下婆家，在那儿呆了半个多月后，大姐夫回部队，大姐带女儿回重庆来，过了两天，扔下女儿就回巫山农村继续当知青了。
雨停了，太阳出来，蹲在天井边洗衣的四姐，心情还是阴郁一片，现在喂牛奶洗尿布给小孩换衣服的事都落到她身上，我的腿上常有被她在夜里掐得青紫的地方。我先天性营养不良，血小板低，若是碰撞硬东西，身上就有一块发青的瘀血，几天都不散。
我涮着鞋子，看了她一眼，也许她心虚，说：“你看什么？”
一双鞋已涮好，可是我说：“你的鞋自己涮。”
她把已涮好的鞋拿走，自己放在灶边。然后跑到屋里去跟二姐告状，说我昨天把一件与她共穿的衣服剪短了。
我被二姐叫到堂屋，她问：“你真的敢剪衣服？”
我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却一反常态，毫无畏惧地站在那里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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