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家对你有哪点不好？”二姐走到床边坐了下来，异常生气。她比大姐小三岁，却像这个家的大姐似的，帮着父母操持家务，每个月无论多么拮据，想着大姐在农村不容易，还是不忘给大姐汇去五元钱。
母亲在楼下房间听见两个女儿争吵，走到堂屋，对着阁楼大声就：“不要争了，养儿养女图个啥？大丫头你马上就要当妈了，你会晓得是啥滋味！”
阁楼马上清静了。二姐脱衣躺下。
天窗在风中吱嘎作响。
“天窗啷个没有关严？”大姐抱怨地说，拍了一下床边，明显是想别人去关上。
二姐和四姐躺在对面床上，没动静，也许她们都睡着了。
我从大姐的脚那边爬下床。大姐半睁半闭的眼光，扫在我身上，她看我的样子，很不经意，却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怪怪的感觉。
我爬上可移动的木梯。风从天窗朝我衣服里窜，凉嗖嗖的，我打了个激灵，紧紧抓着天窗框子，外面是漆黑的夜，没有一颗星星，更没有月亮。
大姐在不高兴地说：“哎，六妹，关好窗，赶快下来！”
我正要关上窗，面前突然出现两点发光的东西，吓得我身体一哆嗦，几乎松开手，掉下地板。我站稳了，去查看，原来是一只猫，蹲在屋顶瓦片上一动不动。
我赶快把两扇木窗关上，插上插销。
我不是耗子，不该怕猫怕黑夜。可我承认我怕，尤其怕围绕在家里的那种说不出来的阴影，尤其是从每个人身上传递出来的不喜欢我的感觉。
回到床上，大姐让我不要挨着她。她怕我睡着后，管不住自己的两脚，会蹬着她肚子里的胎儿。床本来就不宽，于是，我只好盖好被子，侧着身子，靠在冰凉的土墙上。
阁楼的木门被人轻轻推开了，一个头戴钢盔拿着钢钎的人，我仔细一看，他竟然是三哥，对我厉声吼道：“野种懒东西，快起来！”
他手里的钢钎上沾着血，那是我的血吗？我爬过盖着一层被子肚子隆起的大姐，战战兢兢地想下床。结果被三哥一脚踢在地板上，我在地板上翻滚，手臂擦破皮，出了血，痛得直想哭，可我吭也未吭一声。
他手中的钢钎，很像楼下屋门后那根。那年他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个红卫兵的袖章戴着，参加全国大串连，去了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接见，后来带回钢钎，说是他的战利品。
父亲在堂屋发出我从未听见过的笑声：“哈，哈，哈。”我吓得毛骨悚然。
于是我朝房门口跑，三步并作两步往通向堂屋的长梯奔去。身体腾空而起，想飞下楼梯。我下到堂屋，穿过腐臭难闻的天井。身后传来远不止一个人的脚步声。我朝院子的大门跑去，可是那门有两道左右对插的门闩，紧紧闩着。我够不着门闩，着急得浑身流出大汗。这时，我的头被一只手挤转过来。
“打死她，打死她！”(喊声响成一片。
“看你往哪里逃，这么小丁点，就不得了。”三哥把钢钎往我胸口插来，我倒在了地上，死了过去。
母亲在叫我名字，是的，不错，是母亲的声音。我的意识慢慢回到身上。母亲在说：“怎么搞的，睡了一觉，发烧了。”
她的手从我的额头上移开，呼吸急促，嗓音里似有刺卡着，说得很不畅快，还添了焦急，“赶快做得什么东西，给她喂喂，摸上去烫成火球了。”
我很想让她的手就放在那儿，柔软又清凉。“不行，叫你们做，能做好？得了，我自己去做。”
听着她出门下楼的声音，我心中充满了失望和哀伤。“不，妈妈，我不要你走。”我心里如此叫唤，嘴里却只会说出“不，不”这样的字来。声音轻弱，母亲听不到。
父亲刚出院门，就被一群穿着绿衣戴着红袖章的人推倒在地，要他老实交代。父亲问交代什么？
戴红袖章的人说，每个人都有秘密，得一五一十坦白出来。
我跑下楼去，把父亲扶起来。四姐走过来把我扯开，骂我，还脱下臭布鞋朝我砸来。
我醒了，原来是个梦，是个不肯再回想的梦。母亲把一块湿毛巾搭在我额头，轻声轻语地说：“你发烧了，好好睡一觉就会好的，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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