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和腿的酸痛与记忆一起在恢复，我没有对这个陌生者说谢谢，而是责问：你们这一伙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做?
很明显，他们早就守在地铁站四周。这时，我发现自己的鞋子早已不知去向，赤脚站在冰凉的石阶上。难道北部沿途的每个地铁出口都有一支马队等着我?
陌生人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一样，跨上马，双腿夹了一下马肚子，黑马微扬前蹄。一行七人，在街灯与楼房阴暗的光斑之中消失，连一声嘶鸣也没有。他们的表情一致，既不怠慢，也不殷勤，压低的帽檐下，脸色灰暗阴冷。
此事纯属他们的秘密，他们在执行一次特殊使命，不必告诉我。这跟每个梦所隐喻的有些相似：我要么明智地撤出梦境，要么倔强地纠缠梦神弄个明白。但值得吗?
一
那个可怕的夜晚，奇怪的经历，不断在眼前重现。可接连几夜都无梦，这天竟睡到日上高枝，躺在床上，想起一首歌：
他们对我做了什么?
妈妈，他们改了我的歌!
也怪，这悲伤的歌曲很久未出现在我心里了。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流落这座城市真是仿效了这歌曲——为什么这座号称自由的城市对我就变了样子?
电话铃响了，在客厅响着。肯定不是我的，所以，我拉开门，对着鱼鱼的房间叫，鱼鱼，接电话。
鱼鱼没应声，可能又喝醉了。一喝醉他就不接电话，让他自己的声音和别人的声音在留话机上转悠。想必那天我到纽约时，他也是这样不理睬我从机场打的电话。
我罩上睡衣，走到客厅，他正好端着酒杯出来，电话铃却断了。我用目光打量这个对我已无吸引力的身体，他从异性恋转为同性恋，或许是表示不与社会同流合污。
“这是我的权利中的幸福，尽管我已没有幸福的权利了。”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后。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省去了滑在舌头上的词。“看来不是你荒唐，而是我竟然还指责你，这太荒唐!”
过道挂着一个纸糊的方形灯罩，上面描了几只蟑螂。鱼鱼的工作室，只有门最为干净。工作室也是卧室，紧紧闭着。但我还是闻见了一股久违的气味，比药味更涩口，而且轻易就驱逐了他那么多年前留给我的东西。
“酒比女人好!”他对推门穿着睡衣的我举起杯子说，“和男人一样!”
“我看比男人好，比女人更妙。”我说活到这么半辈子才知道这一点，不过，还不晚，我有的是时间，如果我不再继续骗自己：我的确很倒霉地活着。
“那么我告诉你，”鱼鱼盯着手里的玻璃杯，“不是我对待你怎么样的问题。你很安静，不妨碍我画画加约会。而且分担房租——这房租被东方富商抬得太高，真他妈的!但是如果你也无法使自己挂靠一个信仰的话，你和我一样，是文化的边缘人、异己者。”
“结论呢?”我说，“没曾想到一个文化理论家就在酒中诞生了!”
“结论是，你要不就成为同性恋，要不就离开曼哈顿。”
我仰起脸来，明白自己只有选择后者，同性恋的危险，在大洋彼岸的上海早已领教了。别人行，我不行。
二
我们约好一起出去逛逛。鱼鱼边系领带边闪出公寓楼大门，问站在石阶上的我：“走路还是开车?”
“还是走路的好。”我掉转脸，对鱼鱼说。
人如群蚁。车子里走出一个牵两头小白猪的女人，皮鞋跟有五寸高。她的脸被自动伞半遮住，看不出来年龄。电话亭上两只鸽子在聊天，模仿着亭里的人动作：眼睛直眨，头不断地点。
“好主意。”鱼鱼破天荒地称赞我：“你头发上的红绸带很动人!”
“鱼，做朋友，”我由衷地说，“感觉是不一样。”
跨过人行横道，鱼鱼似乎玩笑地说：“你怎么就认为我们现在是朋友，以后不会成为敌人?也许我会在某一时刻出卖你。”
我看了看他，心里一楞，可嘴里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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