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又请来一位同样搬来不久但资格略老的住户，看上去是一个极其精明有道的主妇，“是你我姓毛的那家吧，”她问，“你是他们家亲戚产’
“不，”我语无伦次地答道：“不是亲戚，我不是他们亲戚，我找毛家的老太太，她说没说她去她什么亲戚那儿了？说没说怎么找她？”
“您说毛家那老太太，她去世了。”
“什么？”
“她病死了，有四五个月了吗，听说是急病。”
“那，那她老伴呢，她老伴在不在？”
“搬走了。”
“是不是还带着个孩子？是木是他带走一个不到两岁的女孩子？”
大家都茫然地摇头：“不知道，您到底是他家什么人啊？”
我哭了，出声的哭了，说不清是哭死去的老人还是哭下落不明的孩子。
还是哭苦难的毛京？
还是哭我自己？
女人在孤立无援的时候，就是哭。
哭完之后我找到省军区，问了三天没有结果，没人告诉我这位一直未曾复职的毛成放去向何方，隐约有人说起他似乎吉济南投奔他的什么老首长去了，是否确实，不得其详。但这毕竟是一线希望，我几乎没有犹豫就挤上了开往济南的火车，一路上与查票的乘警展开着艰苦的游击战，无数次被轰下来，又无数次混上去，整整走了十五个昼夜，几乎是要饭要到了济南。在济南我只要见到有当兵站岗的门口就闯过去问，三天，四天，一个星期，没有结果。我身无分文，蓬头垢面，上下褴楼，站在济南拥挤而陌生的街头，我知道我再也没有力量继续找下去了。
我回到了毛家集。
我没有了任何希望，带着没有生命也没有幻想的躯壳，回到了那个荒山。一回到山里我就病了，病势极凶但我没有死，一个叫康大军的知青日夜守护照顾了我。
我想如果那时死了倒也罢了，省却了许多磨难许多麻烦许多波折。如果说是老天着意留我，那么康大军，我想，一定是天派来的使者。
康大军比我方五届，生得高大魁梧，知青们都喊他大康。他照顾我并不仅仅是同情弱者，他默默地为我做了许多许多，在一个月高风清的夜晚，在我房东家的磨房里，这个壮实的守护神粗鲁地亲了我，他亲我时我既幸福又痛苦，我知道我不能拒绝他，也知道滴水之思涌泉相报，是他给了我好好生活的希望和愿望，但不知为什么那一刻在我眼前突然出现的，却是毛京。
毛京在怨恨地看着我。
他的眼里一片泪花。
但我没有对大康说起毛京，与毛京重逢对我来说除非梦境。后来大康和我常常把肮脏的纸牌摊了一炕百无聊赖，用他从一个老右派那里学来的方法算命，算出了不堪回首的过去不尽人意的现在和不无美好的未来。有一天大康突然翻出一张红桃八，他说：“八代表尊者。”然后一把搂过我，“走吧，回晴川去，你该见见我的父母啦。”
那是一个多晴的晚秋，农忙已过。我们带着新鲜的玉米、苹果，带着山地泥土的气息，回到晴川来了。
晴】；；很平静，街上人不多，似乎只有一些老人在慢条斯理的脚图。若无其事的气氛仿佛要向人说明，这里自古以来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我们在一个枯藤古木的林荫道上找到了大康的家。对于大康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新的地址。他的父亲刚刚被群众“解放”，虽然轻工局长的职务尚未恢复，却已从牛鬼蛇神的草棚里搬到了这幢幽雅的新居。这是一幢二层高的外观简朴的小楼，沿着这条林荫路，几乎清一色这种简单明快的别墅。
大康的兄弟姐妹很多，一群青年常在这幢小楼出没。那时还不兴跳舞，而纵谈天下，评论国事，慷慨激昂，却是时尚。反倒是大康老迈的父母，总是沉默寡言，难得偶坐，听听年轻人带来的各路小道消息，聊以打发寂寞。除此之外，他们最头痛的，就是唯一没有回城的小儿子。
还有我，我这不速而来的远客。
我们第一次走进这幢别墅时，一家人正在吃饭，大康的几个兄弟姐妹帮我们把那包装满玉米和苹果的麻袋抬进厨房，然后招呼我们落座。在我们面前加了两副杯著。桌上的饭菜挺好，像是一顿节目的盛宴，大家重新围桌而坐，才把目光投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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