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理性本位”，因此必须彻底抛弃。但我看不出，西方传统文化是如何不“理性本位”的。而且中国的庄禅哲学，从来就涉嫌非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孟为表，以庄禅为里；以孔孟治世，以庄禅修身。庄禅哲学中所包含的相对观念、直觉观念、整体观念，至今是人类思想的一大笔财富。中国人对此知道的不多，西方人能理解的更少，仅有爱因斯坦、莱布尼兹、玻尔、普理高津、海德格尔等学界大智者，才惊叹东方文化的智慧。我们要做的事，是要研究这种智慧在中国近代以来怎样变成了一样空洞无用的精神鸦片，研究庄子怎样变成了鲁迅笔下的阿Q，进而解决这个问题，使它的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效应。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出了阿Q，就连坐庄子，对什么都觉得自惭形秽。
把要求社会政治改革的情绪，扩展为文化上全盘西化的主张，这是一种思维越位，一种走火入魔。说“中国传统文化全是糟粕”这个命题的范围界限在哪里？让十亿中国人都戒中文用西语、禁绝中医独尊西药？我怀疑这不是立论者的本意，他们只是借助偏激来增强自己声音的响亮度而已。我们不必过分认真。
主题可以是思想，是线条的；也可以是情绪，是块面的。当然也可以线面结合，又清晰又朦胧。《爸爸爸》的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诞，新党和旧党都无力救世。《女女女》的着眼点则是个人行为，是善与恶互为表里，是禁锢与自由的双双变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我希望读者和我一起来自省和自新，建立审美化的人生信仰。但这些主题不是一些定论，几乎是一些因是因非的悖论。因此不仅是读者，我自己也觉得难以把握。
小说应该是一些困境。这家有“齐物论”，佛家有“不起分别”说，也是困境。我有一次说，作者对描写对象的认识过程，在创作中应该是一次成功，也应该是一次失败。于是发现自己迷失了，把读者也引入了一种迷失。但这种迷失是新的寻求的起点和动力。哲学、科学、文学，最终总是发现自己对着一个奇诡难测的悖论。悖论是逻辑和知识的终结，却是情绪和直觉的解放，通向新的逻辑和知识。
无须偏好眼下某种被视为“新潮”风范的晦涩沉闷，有时为了把思想情绪表现得更强烈，不得已牺牲一点明朗，私心也当遗憾。应该尽力做到把故事写得明白。读者读不懂故事，作者应负其责；要是读者读懂了故事却不解其含义，责任在于读者自己，在于读者自己的理解力。若预感到这些含义还有些价值和趣味，那就一起来自找苦吃吧。当然，很多读者恐怕没有费这种气力的必要，他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干，时间很宝贵。
巫楚文化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以及东南亚的少数民族中间，历史上随着南方民族的屡屡战败，曾经被以孔孟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所吸收，又受其排斥，因此是一种非正统非规范的文化，至今也没有典藉化和学者化，主要蓄藏于民间。这是一种半原始文化，宗教、哲学、科学、文艺还没有充分分化，理性与非理性基本上混浊一本。屈原写《离骚》、《天问》、《九歌》等等，其中神秘、狂放、奇丽、忧愤深广的创作元素，那种人神合一、时空错杂的特点，就与这种文化的影响有关。这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
一切原始或半原始的文化都是值得作家和艺术家注意的。文学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不是指具体的文学作品，具体作品中总是有理性渗透的；而是指作品中的文学，好比酒中的酒精－－这种文化的元素和基质是直觉的。原始或半原始文化是这种直觉思维的某种历史的标本。随着人类进入科学和工业的时代，整个人类精神发生了向理性的倾斜，直觉思维，或者说非理性的思维，被忙忙碌碌的人类排拒了，进入了隐秘的潜意识的领域，在那里沉睡。只有在酒后，在梦中，在疯癫状态下，在幼儿时期，总之在理性薄弱或理性失控的情况下，人们才零零碎碎地捕捉到这种思维的迹象。
古人早就悟到了文学与酒，文学与梦，文学与“痴狂”，文学与“童心”的某种密切关系，但没有深入地探究。列维·布留尔等等研究原始思维，皮亚杰等等研究儿童思维，弗洛伊德等等研究潜意识思维，都有卓著的成果，但没有注意到或没有强调它们与艺术思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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