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时期就是人类的幼年时期，而幼年时期就是一个人的原始时期。它们并没有消逝，而是潜入了人类现在的潜意识里。在这个意义上，开掘原始或半原始文化，也就是开掘人类的童心和潜意识。这正是艺术要做的事。
人类在科学与工业社会里普遍的惶惑不安，正是基于自我的分裂和偏失。人被条理分割了，变成了某种职业、身份、性别、利益、年龄、观念，因此需要一种逆向的回复和整合。人在白天看得太清楚了，需要夜晚的朦胧和混沌。人作为成年人太劳苦了，需要重温童年的好梦。艺术就是这样产生的。艺术是对科学的逆向补充。
非理性主义。谈“主义”比较容易简单化，容易造成思维越位。其实也应赞成和提倡理性。问题是过去理性和非理性常常用错了地方。比如说从事常规的经济和科学，是很需要理性的，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万寿无疆”，“在险峰”“追穷寇”什么的，像写诗歌和宗教迷信，很不理性。而那时从事文学艺术却要紧跟党的文件，图解政治理论，弄得很概念化和公式化，毫无非理性思维的一席之地。这叫寒火不清，阴差阳错。
又有人说中国人公共意识太强，习惯于公天下和大一统，私我意识太少，因此得提倡私利主义或个人主义。我对此也有很多疑惑。中国国民中是私利主义太少吗？那种人整人、窝里斗的劲头，那种在公共场所大吵大嚷横冲直撞的现象叫什么主义？问题是私不私、公不公，隐私生活太公共化，公共生活太私我化，也是黑白倒置，阴差阳错。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心理问题不是一个本体的问题，不是一个要批儒家、批理性、批所谓社会意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改变结构的问题。
文学中也是这样。经过十年文革，中国作家现在既需要强化理性又需要强化非理性，滋阴也要壮阳。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用错地方。
绝对客观的真实大概不会有，这已被物理学证明了。谈真实的时候应注意层次，用不同的尺度，比如区分一下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真实，这样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都可以说写得真实，史传和神话都真实。不然就谈不清楚了。写作时有时把陌生的生活熟悉化，有时把熟悉的生活陌生化，变假为真，化真入假。《红楼梦》中“假作真来真亦假”，有“甄”“贾”二公。这都是从另一个层次来谈真假，与文学中的虚假造作无关。
文革是灾难，也是一道闪电，使人看清了很多东西。中国新时期作家，都是文革孕生出来的。
伤痕文学的时期已远远过去了。比题材，比胆量，比观念，比技巧的热闹也已经过去或将要过去了，冲锋陷阵和花拳绣腿已不足以为文坛输血了。国内这十年，匆匆补了人家几个世纪的课，现在正面临着一个疲劳期和成熟期。大部分作者将滞留徘徊，有更多的作者会转向通俗文学和纪实文学，有少数作者可能坚持建筑自己的哲学世界和艺术世界，成为审美文学的大手笔。
大众传播，或者说电子文化，将对文学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文学是印刷文化时期的帝王，但现在它的地盘大大收缩了。电子文化更具有全球性、综合性、大众性、快捷性、简约性等等。人们见多识广而一知半解，可能出现一批批速成的观念、速成的技巧、速成的作者和读者。太速成也就可能浅薄，容易速朽。这对文学将亦祸亦福。当然，这不光是文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有一个感觉，人类文化正面临一次根本性的婚变，一次意义完全不同的文化大革命。电子文化洞开了一个十分刺激十分快活十分危险的精神空间，也将大大重塑人性的状态。
当然，作为一个具体的作者，也不必为未来算命。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他管不了那么多。
1986.11
（选自1996年10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之韩少功随笔集《世界》）
韩先生，看了《马桥词典》，我首先想问的是，你怎么会想到采用词典式的结构？
对语言的问题，我一直感兴趣。语言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词，譬如一些方言词，很有文化的底蕴和积存。有些词虽然不是方言词，但词义的转变表现时代的变化。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对词有不同的理解。这些以前只是零散地使我感兴趣，后来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以词目贯串小说和统领小说，也可以是一种尝试，说不准对小说本身也是一种新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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