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天也没有过早地告诉儿子阿欣已死的事，在儿子与林星来看他的这个晚上，没有必要让他们觉得事情有多严重。儿子果然没觉得这事算什么，只淡淡地说：
“这跟咱们家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吴长天说，“她们那天大概是八点钟不到就来了，九点多钟才走的。她们来这儿有人知道，离开这儿却没人看见。”
“那天不是郑叔叔、李叔叔，还有梅叔叔，都在吗，他们可以证明。”
“如果公安局认为这几个人都是共谋的话，谁又能给谁证明呢。”
吴晓笑了，“爸，您说真的呢还是开玩笑呢？”
吴长天也笑一下，他心里却很难和儿子一起笑起来，脸上的笑也只维持了瞬间，便被由衷的叹息代替：“有时候，你觉得肯定是玩笑的事，不知怎么一弄就成了真的了。”
这就是林星在楼外的游泳池畔焦心等待的时候，吴长天父子在楼内书房里的一席倾谈。谈话结束时儿子代表他的新婚妻子向父亲做了承诺：“爸，你放心吧，如果真需要林星为您证明什么，她肯定会答应的。”吴长天对这个承诺感到很高兴。儿子也很高兴，因为他的婚姻终于在这一天得到了家庭的承认和接纳。吴长天也第一次，与儿子和儿子自己选择的这个女孩儿，坐在了一张餐桌上，共进家庭的晚餐。他以茶代酒，对他们的未来，送上了父亲的良好祝福。关于他希望林星为他作证的那件事，在这个晚上，没再提起。
他的祝福是热情的，特别提到林星父母的那几句话，令那女孩动容。他那一刻几乎忘记了他这么快就放弃自己的固执同意这门婚事的最初动机。餐桌上有了一个女人，毕竟就有了一种家的气息。他想，但愿这个女孩能给吴晓，还有这个包括他在内的家，带来宁静和幸福。
饭后，送走了他们，吴长天回到楼上，郑百祥和李大功还在焦灼地等他，而他们看到的吴长天，竟是一脸安然。见到李大功，吴长天才想起了埋怨：你是怎么搞的，尸体还是没有处理扎实，你这么一错再错非把这事彻底搞坏不可！李大功低头擦汗。郑百祥劝道：算了，我刚才已经说他一顿了。现在得商量咱们该怎么面对的问题了。吴长天说：问题倒还不至于那么不可救药，公安局认定阿欣死亡的时间是那天晚上的九点四十五分，我们得设法证明在这之前她已经从我们这儿走了。现在倒是有一个证人，可以证明那天晚上我们是什么时候就散了场。我现在可以找到这样一个证人。
郑百祥和李大功几乎同声发问：“谁？”
吴长天答：“林星。”
李大功怀疑地说：“她？她可不是个顺脾气的女孩儿，而且也不像艾丽那样能用钱买。”
吴长天在两人脸上环顾一轮，说：“她现在已经是我的儿媳妇了。”
郑百祥、李大功都备感意外：“结婚啦？和吴晓？”他们当然不会有和吴长天同样的苦涩和无奈，此时此刻，这对他们无疑是一个上好的消息。
吴长天淡淡地点一下头：“对，前天他们结了婚。”
李大功喜形于色：“那就好办了。”
郑百祥比较冷静：“你和她谈了这事吗，她答应给咱们作证吗？”
吴长天说：“昨天我和她谈过一次。今天我没再多说。接下来让吴晓去和她谈吧，等吴晓说完了，我再亲自找她。其实让她证明的事情很简单，她那天晚上来我这里呆了不到十分钟，让她改成一小时，就足够了。这对她不应该是件为难的事。”
李大功理所当然地放了心：“那是，已经是儿媳妇了嘛，她不为吴总，也得为吴晓啊，也是为她自己啊。”
郑百祥对林星完全不熟，多少有些放心不下，他问：“听说她是个大学生，又是记者，搞社会科学的人，干这种……怎么说呢，干这种作伪证的事，会不会有心理障碍？”
郑百祥所虑，不是没有道理，吴长天不得不为他，也为自己，做一番分析推理：“我并不是明说让她作伪证，那样的话在法律上和个人良心上对她的压力太大。我只是说我这一个小时确实在休息，大家确实散场了，这是一个事实，但除了我们自己，没有其他证人。她那天正好在，只要她愿意说明自己多呆了一会儿，就已经是证人了。再说，老郑，咱们中国人实际的行为方式，你洋书读多了倒不如大功清楚了。中国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和别人的关系就像是自己跳到水里，围着自己荡出的一轮一轮的波纹，以远近分亲疏，这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所谓人伦。越近的波纹就越和自己息息相关，越远的波纹就越无关痛痒，最中心的那个点，就是自己。那天我跟梅启良不是也说了吗，中国人从古至今，为了自己而不顾家，为了家而不顾团体，为了团体而不顾社会，不顾国家，不顾天下！这种事再正常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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