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场战争的结果不同。第一场以中国的绝对优势获胜，此后是长期和平。第二场是双方互有胜负，最后不了了之。第三场以日本的绝对优势获胜，中国本土岌岌可危。三场战争反应了两国力量的消长。有这三场战争为先例，中国必然会在1950年再次出兵朝鲜半岛，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集团对抗。那时，中国刚刚结束半个多世纪的内战和抗战，民不聊生，没有任何理由和任何一个国家打仗，但中国仍毅然派兵跨过了鸭绿江。这个决定是否明智，是否建立在对敌人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今天有很多争论。但仅仅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无法回避这场战争，即使是在国家极其贫穷的时候。其实，国家越是贫穷，就越不能回避。一个强大的国家选择余地更大，可以决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反击，或者是否反击。而贫弱的国家只能在最初的时候就做出决定，否则一切就会太晚了。
易走极端的国家
因为缺乏战略，日本的政策容易被事件拖着走，或被极端分子制造的事件拖着走。这种情形和中国相反。中国一般不缺少战略眼光，但往往被强大的惰性拖住，不能下决心做出选择，敏于思考而惰于行动。每到朝代末期，朝廷就会失去弹性，应变能力变得很差。清末是一个例证。同样受到西方的冲击，日本很快做出反应，开始明治维新，走上了强国之路。清朝却陷入了“体用”的形而上学之争，错失良机，成为日本扩张的首要目标。
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极端：急剧、彻底地抛弃传统。虽然这次极端的行为非常成功，但也很快表现出它灾难性的一面：侵略，而且是不顾实力、缺少战略的侵略。军国主义者坚信，“精神性”可以弥补实力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做到了。日本军人的坚韧、无畏和残忍，给对手和平民带来了极大的牺牲。但是这种弥补远远不够，既不能缩小它和美国的工业差距，更不能屈服邻国的抵抗的意志。最终，日本仍没有逃脱战败的命运。
武士道是战败前日本军队的精神支柱，有很大的激进与不服从因素。日本军队的跋扈不仅在中国，也在日本本土表现出来。1930年4月，日本签署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日本右翼反对该条约，当年11月，刺客开枪打死了首相滨口雄幸。这次暗杀和军队没有直接关系，却是出于军事的原因。1932年5月，海军军官在官邸谋杀了首相犬养毅。陆海军的另一伙军官发动恐怖袭击，向政友会（犬养毅的政治派别）总部、日本银行、警视厅和内大臣官邸投放炸弹，要求废除伦敦海军条约。实际上，犬养毅是反对这个条约的。1936年2月26日，22名陆军下级军官率领1400多名士官和士兵发起叛乱。叛军攻占了陆军省和警视厅，杀害了内大臣、财政大臣、新教育总监。首相冈田启介仅以身免，他的秘书却被杀害了。
战后，日本的文官政府一直有效地控制着军队。但右翼的政治暗杀行为并没有终止。1960年，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分子刺杀。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鼓动军队发动1930年代那样的叛乱，然后切腹自杀。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秘密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灵位。
如今，在进入发达国家的圈子以后，日本丧失了前进的目标。有论者指出，日本民族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走向极端：其一是国民丧失了共同目标，其二是在寻找新的共同目标的时候方向出现偏差。埃兹拉蒂在2000年写到：
像目前这样的过渡期对日本文化来说要比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更具扰乱作用。当日本人缺乏作为团体行动基础的国民目标时，他们可能变得近乎绝望。在这种时候，他们迫不及待地寻找新的行动计划，就可能导致不幸的甚至自我毁灭的转折，就如同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选择军国主义道路时那样。米尔顿?埃兹拉蒂：《变——日本变局将如何改变世界均势》，235-236页，新华出版社，2003年。
在这本书中，埃兹拉蒂多次做出类似的评论。他还说过：
当旧的模式失灵，日本人失去了他们所亟需的共同事业感，他们为了重新获得那种自己所珍视的感受，哪怕那种新的模式丧失理智或具有毁灭性，他们都可能迫不及待地抓住当时最有吸引力的事业不放。因为日本文化中极少有人能够独立于团体之外来反对团体的指导，所以，一旦人们转向新的事业，就可能走向极端。
日本的历史说明，当围绕某一积极的事业形成共识时，日本文化的天赋就使日本能够实现伟大的目标。但日本历史也暴露了一些日本文化由于丧失了共同目标而迫使它丧心病狂地寻找解决办法时，它就会走向极端并导致自己的毁灭。《变——日本变局将如何改变世界均势》，252-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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