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在失去了目标，还没有找到新的目标。这是一段危险的时期，而且将持续数十年。
2005年，在教科书和领土问题上，日本和中国、韩国、朝鲜、俄国都发生了纠纷。这时，日本正在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还想把朝鲜拉回到有关核武器的六方会谈中，它的经济复苏也需要扩大出口——特别是对中国的出口。这些努力都需要别国的支持。但是，日本因为自己的言行在东亚陷入孤立。4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生了群众游行，示威者抗议日本篡改历史，并号召抵制日货。美国也不信任日本，它对日本“入常”的支持是虚晃一枪。美国需要维持日本的附庸国地位。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又扼守在欧亚大陆东部之外，这个附庸国是极为珍贵的。美国把它的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东亚，不仅仅是为了压制中国，也有牵制日本的意思。日本修改教科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日本否定它的战争暴行，批判东京审判，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就失去了道义根据。中日之争，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中日都不可能从争执中获益，但日本受到的损失更多。在民众高涨的反日情绪中，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必然受到限制。日本民主党前代表鸠山由纪夫批评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鸠山说：
小泉外交的困境，源于他不以长期战略而凭一时高兴来对待外交。我认为，小泉首相最缺乏的就是仁爱，这给日本外交造成了很大损失。日本《每日新闻》晚版，2005年4月4日，转引自4月7日《参考消息》。
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作为反对党，民主党一直在批评执政的自民党。即使在一个成熟的民主政体中，党派之间的攻讦也不总是公正的。但是，以上对小泉的批评却是可以从日本的历史中得到证明。小泉所缺乏的“仁爱”，是日本从中国学习儒学过程中丢失的重要内容，非小泉一人之过。哲学史表明，中日儒学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仁”之有无。缺少仁爱之心，这可能是日本易走极端的一个原因。其次则是通常所说的岛民心态。
在文化方面，日本入侵中国还源于强烈的“弑父情结”。日本以弑“父”这一行为，来达到大和民族的文化转向，从东方转向西方。中国是日本的文化之源和长期的模仿对象。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日本发现中国已经完全落后了，中国人被视为“低等民族”。在日本人的潜意识中，彻底打败中国就能了断过去的缘分，转而模仿西方，完成“脱亚入欧”。在日本帝国的等级制度中，为中国安排一个低的位置，日本就能够从过去的模仿者变成领导者，成为东亚的霸主。日本占领了东亚，西方国家被当作下一个“弑父”的对象。因为只有如此，日本才会认为自己进入了更高的文化等级。
每一个后发工业国都面临如何对待“西化”的问题。不仅日本如此，俄国、中国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并造成社会分裂。甚至在欧洲，今天也要应对全球化（或美国化）的挑战。但是，只有日本才成功地做到了激进地否定传统，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应当超过了彼得大帝（1682-1721在位）时期的俄国。从福泽谕吉到白鸟库吉，日本的一流学者多有提倡“脱亚”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倒是日本这个激进的向西方学习者，现在保留了更多的东方传统。而中国经历了19世纪后半叶的“体用”之争，屡遭入侵，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几乎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毁灭殆尽。似乎中国更擅长以渐进的手段，完成激进的目的。东亚文化之“父”能否涅槃再生，目前仍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复活，东亚的古老文明将难以为继。
日本仍在“脱亚入欧”和“脱欧返亚”之间徘徊，似乎成了弃儿。当然，日本有保存很好的本土文化，完全可以作为立国之本。这说明在不太成功的弑“父”尝试之后，日本仍然没有成年，没有找到归宿。日本能否成功地“脱欧返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日之争的深层原因是地区领导权。现在，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诸多方面都领先于中国，它无法接受跟随中国。一旦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和日本同样的成就，日本就别无选择。它无力摆脱地理和传统的制约。
无论中国人是否愿意承认，日本都是中国目前最发达、最强大的邻国，实力在中国之上。中国人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这个国家，不可意气用事。如果有可能，应该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维持双边友好关系。但是，日本将可能成为一个威胁。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正在重新武装，军队再次走向海外，并建立军事基地。此举必将改变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将受到更大牵制。布热津斯基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前景。他在2007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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