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走向和平或战争，取决于它可资模仿的对象，目前就是美国。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最大优势就体现在军事上。因此，如果今后日本在外交中更多地倚重军事力量，将不会令人惊讶。但是，中国和韩国都不再像过去那样积贫积弱；甚至朝鲜，在军事上都不再是可以任意欺辱的。从这一点看，亚洲大陆不会再次诱惑日本发动侵略。
东亚的历史问题
日本的“脱亚”有一个过程。在戊戌年（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保支论”。他声称，为了报答儒汉化之恩，日本有义务抵挡西方的入侵，以便让支那（中国）有充分的时间自强。这些话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仍然站在亚洲的立场上。在10多年后，可能是日本对中国丧失了信心，同时也对自己的信心增强了，大隈重信于1914年第二次出任首相后，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这些要求被认为是企图吞并中国。
同样在1898年1月，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发表了关于全球爆发种族战争的预想。他敦促日本与同种结成联盟，为黄白人种的大对决做好准备。他的长子近卫文麿继任为贵族院议长，后来在1937-1941年间三次出任日本首相，积极推动对华作战。日本加入欧洲、企图征服亚洲的转变是在20世纪初完成的。侵略者的理论根据是种族冲突，这个理论在今天看当然是错误的，在当时却是对西方政策的合理反应。白种人严重歧视有色人种，这种歧视在1960年代的美国仍是合法的。20世纪初日本面临一个选择：与中国一起对抗西方，或与西方一起瓜分中国。日本选择了后者，最后，企图独吞中国。在日本看来，中国实在提不起来，没有资格成为日本的伙伴。
日本有占领中国的框架政策，在学校和军队中为侵略做准备，但没有明确的战略和日程表。在1938年以前，日本侵华一般是由军队中的激进派推动的，在事成之后得到军部和天皇的默许。这种鼓励的态度又刺激他们采取下一步激进行动。和德国不同，日本没有一个像希特勒那样对发动战争承担最后责任的人。战争期间内阁多次换届，内阁总理中有因不赞同侵略方案而下台者，但战争仍继续进行。战后，最高权威天皇逃脱了惩罚。
如果不了解“南京大屠杀”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的观点可以分为三派：虚构派、中间派和大屠杀派。其中虚构派的人数最多，他们认为受害者总数从0到40或50不等。但他们大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无论是在英语学界还是在汉语学界，都没有人支持虚构派；中间派承认有杀戮，但他们接受的被害者总数只有数千到两万不等，大卫?阿斯纠把他们大都归入虚构派；大屠杀派人数最少，他们认为被害者总数在10万到20万之间，大多数人接受的数字是12万。见http：//www?japanesestudies?org?uk/articles/Askew?html?，就不可能理解中日关系。日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伴随着大量针对平民的暴行。他们在华北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731”部队在东北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日军轰炸重庆开了全世界空袭平民的先河——日本遭受核打击就是一个后果。“南京大屠杀”已经远远超出了南京的范围，成为日军在华所有暴行的象征。日军在南京屠杀的具体人数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虽然统计数据非常重要，但战乱中的屠杀永远也不会有准确的统计，更何况被害者已经不再说话，杀人者也很少有人认罪。我们必须记住，大屠杀不属于统计学的范畴，它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把大屠杀简化为统计学的争论，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是对未来暴行的放纵。任何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企图一旦在日本得势，必将对中日两国的未来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
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与他们掩盖谋杀张作霖是一样的。1928年6月4日，在河本大作陆军大佐的带领下，日本关东军的一些军官炸死了军阀张作霖，然后嫁祸于中国军人。在了解了真相之后，日本内阁决定隐瞒事实，“断言公开真相将伤害皇室，恶化中日关系，侵害日本在中国的特权。此外，内阁也不愿意在议会上对事件承担责任”《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146页……这是日本“耻感文化”的特点。他们在意的是别人的观感，而不是罪恶本身。因此，犯罪之后最重要的是掩饰罪恶。恢复名誉的体面手段是否认罪行，而不是真诚地反省忏悔。如果掩饰不成，他们会恼羞成怒，迁怒于受害者。现在，我们正看到这一幕在日本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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