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尚书?舜典》。“柔”，宽而抚之。“能”，扰而习之。“柔远能迩”有点“远交近攻”的意思。“允”，信也。“元”，仁厚也。“允元”，信任仁厚之人。“难”，拒绝，“任”，奸佞。“率服”，相率而服从。
这个记录也许不可靠，但应该反映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怀柔是发达文明对于较低文化实施的笼络政策，不是国家间政治。在一个原始的农业社会，舜把“柔远能迩”和“食哉惟时”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见他重视“怀柔”的程度。怀柔是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大事。在天下未定的时代，怀柔是维持和平的一个较好的办法。因为对于一个较为静态的农业社会，怀柔的成本比战争的代价低。为了和平，古代中国人总是怀有天下一统的理想，即使能力欠缺的统治者也会有这个宏大的目标。孟子回忆说，梁襄王向他咨询：
“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恶乎”，怎样。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儿子，即孟子“望之不似人君”的那位。对话当在公元前319年，梁襄王即位的那一年。梁襄王的这个问题显示了他好大喜功，因为他的魏国已经衰落，没有定天下的实力。襄王更应该关心魏国的安全。
孟子的天下或许不包括蛮夷的土地。在春秋战国时期，残酷的现实政治与儒家理想是不兼容的。在激烈的对抗中，实行儒家思想只能削弱国家的竞争力。到了汉武帝时，天下定于一，泛道德化有助于统治，儒家思想才得以大行其道。如果能够保持世界和平，或者为了保持世界和平，儒家思想可以为今后的国际关系学提供很大的帮助。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放大了的古代中国的天下。这个天下必将定于一。定天下需要以武力为后盾，但绝不能嗜杀，不能集权，必定以自由、民主为先导——正如孟子所说：“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
在孟子的时候，天下的观念将遇到挑战。齐国的阴阳家邹衍（前305-前240）的想法虽然被认为是闳大不经，却对后世的政治哲学有很大的影响。他提出了“五德终始”和“大九州”的观念。邹衍认为，每九州组成一个大九州，为海所包围；共有九个大九州，为更大的海所包围。这样，共有九九八十一州。邹衍论证说，“赤县神州”（中国）只是八十一州之一。由此增添了“海内”的观念。余英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他说：
由于邹衍的理论传播日广，中国对于它的位置的自我意识经历了一次根本的改变。视中国等于“天下”的旧观念让位于较为实际的观念，即认为中国位于“海内”。……“海内”是在地理学意义上使用的，表示中国领土的界限，而“天下”则是较纯粹的政治概念，与现代的帝国是同义语。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407页。引文出自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
其实，《庄子》已经有“海内”的概念：“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乎稊米之在太仓乎。”《庄子?秋水》。“稊”（tí），类似小米。这里的中国比邹衍的神州在海内所占比例要小得多。庄子（前369-前286）比孟子小3岁，比邹衍大60多岁。《秋水》篇可能出自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之手，从而有邹衍的影响。不过，海内的思想或许源自稷下，未必是邹衍独创。齐国临海，齐人会有四面皆海的想法。有了新的地理观念之后，中国人身处“海内”一隅，但仍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并保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的情感。虽然人们认识到中国的有限，却只把统一王朝当作正统王朝，相信天命只授予统一王朝。偏安的王朝是欠缺的，是两个王朝之间的过渡阶段。天下和海内是与王朝相关的地理概念，都必须完整，而国家则可大可小。迟至1899年，梁启超还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不知有国，也不知爱国。他说：
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那时的“支那”一词尚无贬义。
梁启超意犹未尽，不到一年，他又满怀激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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