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政府拥有远大得多的机会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不论是对日本和朝鲜，不论是对南洋诸国，也不论是对欧洲列强，都是如此，但是，这些机会都错过了。……一方面是明政府在北方深沟高垒和被动地固守，一方面它又未能在其他方面进行扩张。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8-9页。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朱元璋式的和平国际政策基本上是主流。事实证明，在4000年的文明史中，虽然中国经常对周围地区占有军事优势，但领土扩张却非常有限。中国的扩张不仅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还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领土扩张最剧烈时期是在元朝和清朝。这两个王朝是外来政权。他们在入主中原之前不受儒家传统的约束。实际上，在占领全国之后，蒙元没有接受儒家思想，清朝的接受程度很有限，而佛教也没有引导他们维持和平。他们较好战，扩张领土时的限制主要是补给线，以及地理和气候条件。某些地理特点往往与气候有关。比如，沙漠是因为降水少、蒸发多而形成的。
a?北方的威胁：传统的方向
每年冬天，西伯利亚和外蒙古的寒流总会南下中国。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寒流在几天之内即可扫荡全国大部。从东北到华南、西南，全国东半部气温骤降，海南岛都会有明显降温。从华北北部的北京到长江入海口的上海，直线距离大约1100公里。寒流之下，南北气温相差不过两三摄氏度。因为南方潮湿，人体感觉更冷。到了盛夏，除了高海拔地区，全国大多数地方都是酷暑难耐，即使东北的气温也不凉爽。中国的大陆性气候是夏季炎热的原因。陆地在阳光照射下升温快，热量不易散发，原因更多在本地。冬季的严寒却来自遥远的北方，一次寒流可以由北向南扫过整个东半部国土，越过南岭直达海南岛。从西北方向进入中国的寒流往往受阻于青藏高原，西半部降温剧烈，但降温的范围却往往有限。如果把入侵的军队比作寒流，可以在历史上看到非常类似的现象：一次强大的北方入侵即可抵达淮河或长江（河流不能抵挡寒流，却能阻碍军队）岸边。如果有更强大、更持久的入侵，那么从东北到华南就会相继陷落，整个国家改朝换代。
中国的正北方是凶悍的游牧部落的发源地。他们的洲际征服潮流是由东向西，匈奴、蒙古都曾向西马其顿的亚力山大的征服路线是少见的反方向。他从西方向东方进军。不过，他没有经过北方草原，而是较南方的高原。后来，伊斯兰教徒也从阿拉伯半岛一直打到中亚，把他们的信仰传到了东方。亚力山大的进军与中国无涉。在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唐朝军队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被东来的大食（阿拉伯）军队打败。这一年，唐朝流年不利，三战三败，先败于南诏，再败于大食，三败于契丹。四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通往西域之路被吐蕃阻断，唐朝再也没有收复西域。西域逐渐被伊斯兰化……他们本地的侵略方向则是由北而南。大草原的南方是中国。因为面向大草原，中国的第一要务是国防，所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青铜是当时最珍贵的合金，青铜器的使用显示出祀与戎的重要。许倬云说：“商代青铜器用于作为工具及农具的比例，远小于作为礼器及武器的数目。”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27页，三联书店，1995年。张光直也说：“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与战争分离不开的。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22页，三联书店，1999年。
从本书第三章可知，中国历史是在与西戎北狄的战争中写就的。战争刺激了中国，使它在腐败的时候能够振兴。在可以追溯的历史中，中原与北方的战争从未停止过。宋国人有一首诗，赞美他们的祖先汤王：“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经?商颂?殷武》。“常”，服从。宋是殷的后裔。氐羌不敢不来朝拜商汤，因为商汤有强大的武装，打败了他们。这首诗是春秋时殷人追述历史，却是可信的。如果商汤没有战胜氐羌，就很难取代夏朝，更难使商朝生存下来。迄今最早的汉文字证明了频繁的战争。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许多战争的内容，还出土了许多兵器。《易经》也保存了对北方战争的记载。如《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高宗武丁，在位时间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根据甲骨文，武丁多次发动战争，召集的军队最多时有13000人。《史记?殷本纪》载：“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驩”之音、义皆同“欢”。《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高宗就是殷王武丁（约前1254－约前1194在位）。他和妃子妇好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征讨，其中有西方的马羌——显然是一个养马的游牧部落。高宗时，殷人已经大量使用马拉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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