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崛起于西戎。周穆王（约前976-前922）征讨过犬戎（殷时的昆夷）。周懿王时（约前899-前891），中原与猃狁有频繁的战争：“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起居，玁狁之故。”《诗经?小雅?采薇》。周宣王（前827-前781）时，“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薄伐西戎”，最后“玁狁于夷”。《诗经?小雅?出车》。“薄”，语首助词。“夷”，平定。北方游牧部落有很多名字。王国维认为，这些名字都是中原人对他们的称呼，不是他们的自称。鬼方、昆夷、猃狁都是同一族，他们是匈奴的祖先。《观堂集林》上，583页以下之《鬼方昆夷猃狁考》。许倬云说：
王国维著名的考证，以为鬼方与猃狁之属同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则商人与鬼方的冲突，当是牧人与农人之间的头阵。商代南方无劲敌，北方则常有边患。周代也有同此现象。《西周史》（增订本），24-25页。
其实，何止商周有北方的边患。纵观中国历史，威胁几乎总是来自北方。商朝的国都屡次迁移，至盘庚（约前1350-前1300）时才定于殷。此后，一直到商纣王被周武王消灭，殷灭亡（约前1066年），近300年殷人没再搬迁。夏鼐认为：殷墟的“绝对年代，一般采用公元前约1300-1027年的说法，但是也有提早数十年到一百来年的可能”。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8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商朝前期为什么屡次迁都？论者们给出了很多解释，如寻找铜矿，等等。战争被大多数人忽视了。战争是改变历史的最强大力量。相比之下，其他力量（如文化、环境）的作用都是隐性的、缓慢的。因腐败而灭亡的政权可以很容易归咎于别的原因，如敌对势力的破坏。但战败而亡则显而易见，不容否认。武丁时，商朝强盛，多次打败鬼方。都城得以长期留在殷，北方前线稳定下来。
周崛起于西戎。西周亡于西戎与内地诸侯的联合进攻。秦（前221－前206）统一之后的一项重大工程是连接六国中的北方长城，以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虽然秦不是灭于北方入侵，却与北方威胁有很大的关系。始皇派长子扶苏去北方守长城，因此在他死的时候，跟随他的少子胡亥与赵高、李斯合谋，取代扶苏，篡取皇位。扶苏被胡亥以始皇之名赐死，同死者还有大将蒙恬。秦亡于胡亥和赵高之手。秦之后，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之间的分界线在南北大幅度摆动。在中原王朝强盛时，边界一直向北推到今天的长城以北，在中原王朝弱小的时候，中原的大部分都被丢失。虽然中国历史一直奉中原王朝（包括入主中原的北方王朝）为正统，但实际上，除了统治范围一直到了极北的元朝，不论在哪一个朝代，来自北方（包括西北和东北）的威胁没有完全消失过。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古代史应该被视为一部南北融合史。之所以不说是扩张史，并非要文饰，而是因为扩张的主体是变化的，常常不是中原王朝。这个融合过程反反复复，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秦已亡、汉未立的动荡期，匈奴帝国建立了。公元前209年，冒顿（mòdú）杀其父头曼。统治中心在龙城匈奴祭天、大会的地方，在今蒙古国北部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的匈奴开始向各个方向扩张。冒顿单于夺回了秦朝大将蒙恬占领的河套地区；驱逐了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进入西域。汉高祖于公元前200年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大军包围，几乎被俘。此后汉朝采取了和亲政策，每年向匈奴提供大量物质。冒顿死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前174-前160在位）即位。在老上之后，匈奴的单于不是特别能干，但双方的实力对比没有扭转，汉朝还在忍耐。公元前135年，匈奴又提出修改和亲条约。在宫廷辩论中，御史大夫韩安国支持和亲。他说：
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弊，势必危矣。臣故以为不如和亲。《汉书?韩安国传》。
韩安国清楚地说明了不宜战的原因。大臣们大多支持韩安国。韩安国不是怯懦之人，他也曾带过兵。文武职业的分别出现在唐朝。在另一个记录中，韩安国在讨论中还夸耀了匈奴的骑兵：“且匈奴者，轻疾悍亟之兵也，来若风雨，解若收电。”《新序?善谋》，刘向。在北方，一支游牧部落可以很快地移动，联合或征服其他部落，力量如滚雪球般地发展，然后滚滚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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