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人们为了缅怀战友，教育后人，前“驼峰”飞行员威尔·埃里克森和迪克·丹尼尔于一九四七年在美国发起组织了“驼峰飞行员学会”，收集有关“驼峰”空运纪念品，出版了两卷著作《中国·驼峰空运》。该书首次向人们公开了这个被称为“航空史上的奇迹”的战争创举。“驼协”还负责联络在“驼峰”航线上牺牲和失踪者的亲属，协助寻找死者遗骨，等等。
访华团的索·柏格先生和瓦茨·格鲁尔先生珍藏着一张四十多年前的合影照片。照片上的中国上尉军官叫吴冬梅（译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柏格和格鲁尔先生驾驶的飞机坠毁，机组四人弃机跳伞，降落在怒江西岸的大山里。吴冬梅上尉领导的游击队找到他们，并经历许多惊险，把他们安全转移到昆明。柏格先生说，不知吴冬梅先生是否健在？他希望能见到他。
六十五岁的舒维肯女士此次随团来华是为了祭奠她的哥哥帕克少尉。帕克少尉当年是B24轰炸机的报务员，飞机在从印度往汉中运送汽油时不幸失事，四十多年一直没有下落。三年前，舒维肯女士的到北京航空联谊会的通知，人们在四川著名的风景区峨眉山的后山峡谷中发现了她哥哥那架轰炸机的残骸。当地政府为他们立了一块石碑以志纪念。此次舒维肯女士不远万里飞越重洋，就是为了在哥哥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以告慰长眠地下的亲人英魂。
关于本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缅印边陲那段艰苦卓绝的战争故事，对于今天生活在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变成一个十分遥远的历史陈迹。历史自然陈旧，宛如一艘陈列的古船。更多年轻的中国公民似乎更愿意性急地把目光投向未来而不是过去。他们除了受到人类共同发展的文化前景的强烈诱惑外，对于自身同中国历史紧紧相连这一基本事实却知之甚少，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中国人亢奋浮躁的精神状态表示隐隐的忧虑。
这或许正是我们民族久久徘徊在山坳里的一个佐证？
自从日本人占领缅甸全境和怒江以西地区之后，腊戌和密支那机场就变成埋伏在印中航线上两座阴险的空中暗礁。大批日本“零式”战斗机不分昼夜在缅北高空巡航，拦截和攻击每一架从印度飞往中国的盟军飞机，其中重点攻击那些满载货物的运输机。美军驻印第十航空队一共只有三中队P—51“野马式”战斗机，陈纳德飞虎队更是主要在中国战场执行任务，他们只能部分地为运输机群提供护航，因此完全无法同进驻缅甸的日军第五航空师团正面对抗。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驻印度汀江机场的美军空运司令部第二运输大队奉命执行空运任务。这个大队共有十四架DC—130运输机，它们在十二架战斗机护送下，途经缅北高原往中国昆明运送汽油、棉纱和航空炮弹。四十二十分，机群飞越横断山脉以西原始森林上空时，突然遭到三十多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的袭击。日本飞机凭借高度和数量优势，从三个方向向运输机群扑来。
空战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除一架运输机在护航飞机掩护下得以逃脱外，其余十三架均被击落或撞山，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此后，盟军运输机群不断遭到日机伏击，损失惨重，于是缅北高原这块突入喜马拉雅山脉的三角地带就变成令盟军飞行员闻风丧胆的“死亡陷阱”。
更为可怕的后果是：盟军飞机一旦被击落，机组人员便绝少有生还的希望。因为被日本人俘获，那么在集中营里也许还有百分之几的希望生还。而在缅北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大多数只能永远消失在那片阴森恐怖的原始森林里。美军司令部往缅北山区派出许多营救分队，这些分队往往在执行几周任务后空手而返，他们的搜寻犹如在大海里捞针，收效甚微。他们有时在大树上发现一顶降落伞，有时在山洞里找到美国人弃下的遗物，但是他们始终无法找到活人。找到的只是在附近不远处早已被猛兽、蚂蟥和巨蚁啮空的白骨。
战后美国军方公布的一项统计报告称：“……在印中航线上被击落或因其他原因失事的机组人员中，生还者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换句话说，平均每百名跳伞人员中，有九十八名将成为热带大森林和日本集中营里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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