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大章见怪不怪，觉得这很正常，如果樊大章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那么他可能觉得就不正常：既然让我负责投资管理公司，而班子成员却不是我自己挑选的，责和权不是不对称吗？好在樊大章是从北京来的，或者说是从中途夭折的“三峡省”来的，所以对“中国特色”非常了解。不仅非常了解，而且非常理解，理解到他认为这种现状其实是非常合理的，或者说这种状况真正体现了责和权的高度对称。如果不对称，那么姚秉诚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为什么会说“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由市委承担”呢？正因为整个班子都是市委定的，所以将来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当然要由市委承担。尽管“让市委承担”就等于是没有人承担，但至少是不要他承担了。只要不要他承担了，那么他的权力和责任就对称了。
这么一想，樊大章又觉得有点不对劲，如果责任不落实到人，而集中到一个集体，比如集中到市委，或者集中到投资管理公司党委，那么就等于谁都没有责任了。樊大章发现，这种责任不到人的“中国特色”可能才是国有企业搞不好的真正根源，但是他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我们现行管理体制的妙处。这种妙处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或者说是充分体现了官本位的思想，换句好听的话说，就是体现了党对领导干部的一种特殊保护的思想。试想一下，一句“党委承担”，等于是把个人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倒也确实能挽救许多干部。但是正因为个人都没有责任，比如企业的一把手对企业的经营好坏没有责任，所以企业当然搞不好，而如果企业都搞不好，企业都垮了，谁挽救工人呢？谁挽救国有资产呢？谁挽救我们国家呢？
这么想着，樊大章自己就感觉到了一种责任。他觉得既然是试点，而且是全国性的试点，就一定不能走老路子，一定要尝试新的管理模式。
虽然这么想了，并且也打算这么做了，但是樊大章并没有向姚秉诚汇报自己的想法。他担心自己的想法或许还不成熟，还是暂时不向上面汇报为好。他还担心向上面汇报了，上面不是表示反对就是表示支持。樊大章现在既不需要市委反对也不需要市委支持。如果市委表示反对了，那么他的想法就没有办法实践了；而如果市委表示支持了，那么他就肯定有压力了。他决定学习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那十八户农民的做法：先自己私下里悄悄地干，干失败了，自己悄悄地收场；干成功了，再向上面汇报。
于是，樊大章准备改一改“党委承担责任”的做法，让他下属企业的一把手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否则肯定还是老样子，搞不好。所以，樊大章在安排程思涌和王天容担任下属两个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的时候，既没有对他们说“将来万一有什么闪失投资公司党委承担责任”，也没有直接指派总裁和副总裁，除了按照上面明确规定的必须派的纪委书记之外，其他一切人员都由程思涌和王天容自己提名，然后报投资管理公司审批。并且只要不离谱，樊大章就打算充分尊重他们自己的意见。
后来的实践证明，樊大章的这种把权力和责任同时下放的做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
“樊司长，您好！我是小程呀！”
樊大章想了半天，还是没有想起来面前这个看不出比他年纪大还是比他年纪小的“小程”是谁。
“我是程思涌呀。”
樊大章笑了，不知道是笑他自己还是笑“小程”。
樊大章当然知道“程思涌”，组织部直接派下来的，或者说是市委直接派下来的，樊大章不但接到了组织部部长的电话，而且还看到了通知，他当然知道，不但知道，而且还准备过两天就召见他呢。但是他怎么也没把程思涌跟眼前这个“小程”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想到程思涌会自己冒冒失失找到办公室来。
“您不记得我了？”程思涌明显讨好。这样问的时候，脸上的肌肉进行了有规则的重新分布，使鼓起的地方更加鼓，凹下去的地方更加凹，如此，整个脸就像五月盛开的玫瑰了。
“大前年，”程思涌开始提醒，“国家经委在首钢搞试点，还记得吗？”
“噢，程处长！”樊大章终于想起来了。那一年他们在一起开过两天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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